朱由检

事实上，这个大张旗鼓的阵势，是他最后的诡计。
　　这个诡计的来由是历史。
　　历史告诉我们，战国的时候，秦军大将王翦出兵时，一边行军一边给秦王打报告，要官要钱，贪得无厌。有人问他，他说，我军权在手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秦王放心。
　　此后，这一招被包括萧何在内的广大仁人志士（识相点儿的）使用。魏忠贤用这招，说明他虽不识字，却还是懂得历史的。
　　可惜，是略懂。
　　魏公公的用意是，自己已经无权无势，只求回家过几天舒坦日子，这么大排场，只是想告诉崇祯老爷，俺不争了，打算好好过日子。
　　然而，他犯了一个错误——没学过历史唯物主义。
　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，就是所有的历史事件，都要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考虑。
　　王翦的招数能够奏效，是因为他手中有权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行为，实际上是跟秦王签合同，我只要钱要官，帮你打江山，绝不动你的权。
　　此时的魏忠贤，已经无权无官，凭什么签合同？
　　所以崇祯很愤怒，崇祯要把魏忠贤余下的都拿走，他的钱，还有他的命。
　　魏忠贤倒没有这个觉悟，他依然得意扬扬地出发了。
　　但聪明人还是有的，比如他的心腹太监李永贞，就曾对他说，低调，低调点儿好。
　　魏忠贤回答：
　　“若要杀我，何须今日？”
　　今日之前，还无须杀你。
　　魏忠贤出发后的第三天，崇祯传令兵部，发出了逮捕令。
　　这一天是十一月六日，魏忠贤所在的地点，是直隶河间府阜城县。
　　护卫簇拥的魏公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，几天来，他在京城的内线不断向他传递着好消息：他的亲信，包括五虎、五彪纷纷落马，老朋友王体乾退了，连费尽心思拉下水的徐应元也被发配去守陵，翻身已无指望。
　　就在他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，京城的快马又告诉他一个最新的消息：皇帝已经派人追上来了。
　　威严的九千九百岁大人当场就晕了过去。
　　追上来，然后呢？逮捕，入狱，定罪，斩首？还是挨剐？
　　天色已晚，无论如何，先找个地方住吧，活过今天再说。
　　魏忠贤进入了眼前的这座小县城：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站。
　　阜城县是个很小的县城，上千人一拥而入，挤满了所有的客店，当然，魏忠贤住的客店，是其中最好的。
　　为保证九千岁的人有地方住，许多住店的客人都被赶了出去，虽然天气很冷，但这无关紧要，毕竟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人。在这些人中，有个姓白的书生，来自京城。
　　所谓最好的客店，也不过是几间破屋而已，屋内没有辉煌的灯光，十一月的天气非常的冷，无情的北风穿透房屋，发出凄冷的呼啸声。
　　在黑暗和寒冷中，伟大的、无与伦比的、不可一世的九千九百岁蜷缩在那张简陋的床上，回忆着过往的一切。
　　隆庆年间出生的无业游民，文盲，万历年间进宫的小杂役，天启年间的东厂提督，朝廷的掌控者，无数孙子的爷爷，生祠的主人，堪与孔子相比的圣人。
　　到如今，只剩破屋、冷床，孤身一人。
　　荒谬，究竟是自己，还是这个世界？
四十年间，不过一场梦幻。
　　不如死了吧。
　　此时，他的窗外，站立着那名姓白的书生。
　　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没有月光，在黑暗和风声中，书生开始吟唱。
　　夜半，歌起。
　　在史料中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桂枝儿》，但它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——《五更断魂曲》。
　　曲分五段，从一更唱到五更：
　　〖一更，愁起
　　听初更，鼓正敲，心儿懊恼。
　　想当初，开夜宴，何等奢豪。
　　进羊羔，斟美酒，笙歌聒噪。
　　如今寂寥荒店里，只好醉村醪。
　　又怕酒淡愁浓也，怎把愁肠扫？
　　二更，凄凉
　　二更时，辗转愁，梦儿难就。
　　想当初，睡牙床，锦绣衾稠。
　　如今芦为帷，土为炕，寒风入牖。
　　壁穿寒月冷，檐浅夜蛩愁。
　　可怜满枕凄凉也，重起绕房走。
　　三更，飘零
　　夜将中，鼓咚咚，更锣三下。
　　梦才成，又惊觉，无限嗟呀。
　　想当初，势倾朝，谁人不敬？
　　九卿称晚辈，宰相为私衙。
　　如今势去时衰也，零落如飘草。
　　四更，无望
　　城楼上，敲四鼓，星移斗转。
　　思量起，当日里，蟒玉朝天。
　　如今别龙楼，辞凤阁，凄凄孤馆。
　　鸡声茅店里，月影草桥烟。
　　真个目断长途也，一望一回远。
　　五更，荒凉
　　闹嚷嚷，人催起，五更天气。
　　正寒冬，风凛冽，霜拂征衣。
　　更何人，效殷勤，寒温彼此。
　　随行的是寒月影，吆喝的是马声嘶。
　　似这般荒凉也，真个不如死！〗
　　五更已到，曲终，断魂。
　　多年后，史学家计六奇在他的书中记下了这个夜晚发生的一切，但这一段，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，是有争议的。就史学研究而言，如此诡异的景象，实在不像历史。
　　但我相信，在那个夜晚，我们所知的一切是真实的。
　　因为历史除了正襟危坐、一丝不苟外，有时也喜欢开开玩笑、算算总账。
　　至于那位姓白的书生，据说是河间府的秀才，之前为图嘴痛快，说了魏忠贤几句坏话，被人告发前途尽墨，于是编曲一首，等候于此不计旧恶，帮其送终。
　　但在那天夜里，魏忠贤听到的，不是这首曲子，而是他的一生。
　　想当初，开夜宴，何等奢豪。想当初，势倾朝，谁人不敬？
　　如今寂寥荒店里，只好醉村醪。如今势去时衰也，零落如飘草。
　　魏忠贤是不相信天道的。当无赖时，他强迫老婆改嫁，卖掉女儿，当太监时，他抢夺朋友的情人，出卖自己的恩人。
　　九千九百岁时，他泯灭一切人性，把铁钉钉入杨涟的脑门，把东林党赶尽杀绝。
　　他没有信仰，没有畏惧，没有顾忌。
　　然而，天道是存在的，四十年后，天道把魏忠贤送到了阜城县的这所破屋里。
　　这里距离魏公公的老家肃宁，只有几十里。
　　现在，他即将失去所有的一切。
　　我认为，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折腾，因为得到后再失去，远比一无所有要痛苦得多。
　　魏公公费尽心力，在成功的路上一路狂奔，最终却发现，是他娘的折返跑。
　　似这般荒凉也，真个不如死！
　　真个不如死啊！
　　那就死了吧。

据统计，自天启七年（1627）十一月至次年二月，几个月里，朝廷的公文数量增加了数倍，各地奏疏纷至沓来，堪称数十年未有之盛况。
　　这些奏疏字迹相当工整，包装相当精美，内容相当扯淡：上来就痛骂魏忠贤，痛骂阉党，顺便检举某些同事的无耻行径。最后总结：他们的行为让我很愤怒，跟我不相干。
　　心中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：我不是阉党，皇帝大人，您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

局势尽在掌握，胜利就在眼前，这一切的一切冲昏了他的头脑，让他说出了下面的话：
　　“今日杀了毛文龙，本督师若不能恢复全辽，愿试上方宝剑偿命！”
　　这话很准。
　　然后他面向京城的方向请旨跪拜，将毛文龙拉出营帐，斩首。
　　辽东的重量级风云人物毛文龙，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
　　可惜毛总兵并不知道，他是可以不死的，因为袁崇焕根本就杀不了他，只要他向袁崇焕索要一样东西。
　　这件东西，就是皇帝的旨意。
　　在古往今来的戏台、电视剧里，上方宝剑都是个很牛的东西，扛着到处走，想杀谁就杀谁。
　　这种观点，基本上是京剧票友的水平，别的朝代且不说，在明朝，所谓上方宝剑，说起来是代天子执法，但大多数时候，也就做个样子，表示皇帝信任我，给我这么个东西，可以狐假虎威一下，算是特别赏赐。
　　一般情况下，真凭这玩意儿去砍人的，是少之又少，最多就是砍点儿中低级别的阿猫阿狗，敢杀朝廷一品大员的，也只有袁崇焕这种二杆子。
　　换句话说，袁崇焕要干掉毛文龙，必须有皇帝的旨意，问题在于，毛文龙同志当官多年，肯定也知道这一点，他为什么不提出来呢？
　　对于这个疑问，我曾百思不得其解。经过仔细分析材料，才发现，原来毛文龙同志之所以认栽，只是出于一个偶然的误会：
　　因为当袁崇焕拿出上方宝剑，威胁要杀掉毛文龙的时候，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正是这句话，断送了毛文龙的所有期望。
　　他说：我五年平辽，全凭法度，今天不杀你，如何惩戒后人？皇上给我上方宝剑，就是为此！
　　这是句相当忽悠人的话，特别是最后一句，皇上给我上方宝剑，就是为此。
　　为此——到底为什么？
　　所谓为此，就是为了维护纪律，也就是客气客气的话，没有特指，因为皇帝并未下令，用此剑杀死毛文龙。
　　但在毛文龙听来，为此，就是皇帝发话，让袁同志拿着家伙，今天上岛来砍自己，所以他没有反抗。
　　换句话说，毛文龙同志之所以束手待毙，是因为他的语法没学好，没搞清主谓宾的指代关系，弄错了行情。
　　从小混社会，有丰富江湖经验的毛总兵就这么被稀里糊涂地干掉了。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读书的恶果。
　　人干掉了，接下来的是擦屁股程序。
　　首先是安慰大家，我只杀毛文龙，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。然后是发钱，袁崇焕随身带着十万两（约六千多万人民币），全都发了，只是这种先杀人，再分钱的方式，实在很像强盗打劫。
　　而最后，也最重要的一步，是安抚。
　　毛文龙手下这几万人，基本都是他的亲信，要保证这些人不跑，也不散伙，袁崇焕很是花了一番心思，先是换了一批将领，安插自己的亲信，然后又任命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当部将，这意思是，我虽然杀了你爹，但那是公事，跟你没有关系，照用你，别再闹事。
　　几大棒加胡萝卜下去，效果很好，没人闹，也没人反，该干啥还干啥，袁崇焕很高兴。
　　毛文龙就这么死了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〖一个将军最好的归宿，就是在最后一场战役中，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。
　　——巴顿〗
　　我原先认为，说这句话的人，应该是吃饱了撑的外加精神失常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是对的。

【辩论】
　　事情的发展，跟周延儒想得差不多，朝廷上下一片哗然，崇祯也震惊了，决定召开御前会议，辩论此事。
　　辩论议题：浙江作弊案，钱谦益有无责任。
　　辩论双方：
　　正方，没有责任，辩论队成员：钱谦益、内阁大学士李标、钱龙锡、刑部尚书乔允升、吏部尚书王永光（以下省略若干人）。
　　反方，有责任，辩论队成员：温体仁、周延儒（以下无省略）。
　　崇祯元年（1628）十一月六日，辩论开始。
　　所有的人，包括周延儒在内，都认定温体仁必败无疑。
　　奇迹，就是所有人都认定不可能发生，却终究发生的事。
　　这场惊天逆转，从皇帝的提问开始：
　　“你说钱谦益受贿，是真的吗？”
　　温体仁回答：“是真的。”
　　于是崇祯又问钱谦益：
　　“温体仁说的话，是真的吗？”
　　钱谦益回答：“不是。”
　　辩论陈词就此结束，吵架开始。
　　温体仁先声夺人，说：“钱千秋逃了，此案未结。”
　　钱谦益说：“查了，有案卷为证。”
　　温体仁说：“没有结案。”
　　钱谦益说：“结了。”
　　刑部尚书乔允升出场。
　　乔允升说：“结案了，有案卷。”
　　温体仁吃了秤砣：“没有结案。”
　　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场。
　　王永光说：“结案了，我亲眼看过。”
　　礼部给事中章允儒出场。
　　章允儒说：“结案了，我曾看过口供。”
　　温体仁很顽强：“没有结案！”
　　崇祯作第一次案件总结：
　　“都别废话了，把案卷拿来看！”
　　休会，休息十分钟。
　　再次开场，崇祯问王永光：“刑部案卷在哪里？”
　　王永光说：“我不知道，章允儒知道。”
　　章允儒出场，回答：“现在没有，原来看过。”
　　温体仁骂：“王永光和章允儒是同伙，结党营私！”
　　章允儒回骂：“当年魏忠贤在位时，驱除忠良，也说结党营私！”
　　崇祯大骂：“胡说！殿前说话，竟敢如此胡扯！抓起来！”
　　这句话的对象，是章允儒。
　　章允儒被抓走后，辩论继续。
　　温体仁发言：“推举钱谦益，是结党营私！”
　　吏部尚书王永光发言：“推举内阁人选，出于公心，没有结党。”
　　内阁大臣钱龙锡发言：“没有结党。”
　　内阁大臣李标发言：“没有结党。”
　　崇祯总结陈词：“推举这样的人（指钱谦益），还说出于公心！”
　　二次休会。
　　再次开场，钱龙锡发言：“钱谦益应离职，听候处理。”
　　崇祯发言：“我让你们推举人才，竟然推举这样的恶人，今后不如不推。”
　　温体仁发言：“满朝都是钱谦益的人，我很孤立，恨我的人很多，希望皇上让我告老还乡。”
　　崇祯发言：“你为国效力，不用走。”
　　辩论结束，反方，温体仁获胜，逆转，就此完成。
　　史料记载大致如此，看似平淡，实则暗藏玄机。
　　这是一个圈套，是温体仁设计的完美圈套。
　　这个圈套分三个阶段，共三招。
第一招，开始辩论时，无论对方说什么，一口咬定，没有结案。
　　这个举动毫不明智，许多人被激怒，出来跟他对骂指责他。
　　然而，这正是温体仁的目的。
　　很快，奇迹就发生了，章允儒被抓走，崇祯的天平向温体仁倾斜。
　　接下来，温体仁开始实施第二步——挑衅。
　　他直接攻击内阁，攻击所有大臣，说他们结党营私。
　　于是大家都怒了，纷纷出场，驳斥温体仁。
　　这也是温体仁的目的。
　　至此，崇祯认定，钱谦益与作弊案有关，应予罢免。
　　第三阶段开始，内阁的诸位大人终于意识到，今天输定了，所以主动提出，让钱谦益走人，温体仁同志随即使出最后一招——辞职。
　　当然，他是不会辞职的，但走到这一步，摆摆姿态还是需要的。
　　三招用完，大功告成。
　　温体仁没有魔法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奇迹，他之所以肯定他必定能胜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秘密，崇祯心底的秘密。
　　这个秘密的名字，叫做结党。
　　温体仁老谋深算，他知道，即使朝廷里的所有人，都跟他对立，只要皇帝支持，就必胜无疑，而皇帝最不喜欢的事情，就是结党。
　　崇祯登基以来，干掉了阉党，扶植了东林党，却没能消停，朝廷党争不断，干什么什么都不成，所以最恨结党。
　　换句话说，钱谦益有无作弊，并不重要，只要把他打成结党，就必定完蛋。
　　事实上，钱谦益确实是东林党的领袖，所以在辩论时，反方务必不断挑事，耍流氓，吸引更多的人来骂自己，都无所谓。
　　因为最后的决断者，只有一个。
　　当崇祯看到这一切时，他必定会认为，钱谦益的势力太大，结党营私，绝不可留。
　　这就是温体仁的诡计，事实证明，他成功了。
　　通过这个圈套，他骗过了崇祯，除掉了钱谦益，所有的人都被他蒙在鼓里，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。
　　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，这场辩论的背后，真正的胜利者，是另一个人——崇祯。
　　其实温体仁的计谋，崇祯未必不知道，但他之所以如此配合，是因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　　当时的朝廷，东林党势力很强，从内阁到言官，都是东林党，虽说就工作业绩而言，比阉党要强得多，但归根结底，也是个威胁，如此下去再不管，就管不住了。
　　现在既然温体仁跳出来，主动背上黑锅，索性就用他一把，敲打一下，提提醒，换几个人，阿猫阿狗都行，只要不是东林党，让你们明白，都是给老子打工的，老实干活！
　　当然明白人也不是没有，比如黄宗羲，就是这么想的，还写进了书里。
　　但搞倒了钱谦益，对温体仁而言，是纯粹的损人不利己，因为他老兄太过讨嫌，没人推举他，闹腾了半天，还是消停了。
　　消停了一年，机会来了，机会的名字，叫袁崇焕。
　　画了一个圈，终于回到了原点。
　　之后的事，之前都讲了，袁督师很不幸，指挥出了点儿问题，本来没事，偏偏和钱龙锡拉上关系，就这么七搞八搞，自己进去了，钱龙锡也下了水。
　　在很多人眼里，崇祯初年是很乱的，钱谦益、袁崇焕、钱龙锡，作弊、通敌、下课。
　　现在你应该明白，其实一点儿也不乱，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么简单，只有两个字——利益，周延儒的利益、温体仁的利益，以及崇祯的利益。
　　钱谦益、袁崇焕，还有钱龙锡，都是利益的牺牲品。
　　而这个推论，有一个最好的例证，袁崇焕被杀掉后，钱龙锡按规定，也该干掉，死刑批了，连刑场都备好，家人都准备收尸了，崇祯突然下令：不杀了。
　　关于这件事，许多史书上都说，崇祯皇帝突然觉悟。
　　我觉得，持这种观点的人，确实应该去觉悟一下，其实意思很明白，教训教训你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临上刑场再拉下来，很有教育意义。
　　周延儒和温体仁终究还是成功了，崇祯三年（1630）二月，周延儒顺利入阁，几个月后，温体仁入阁。
　　温体仁入阁，是周延儒推荐的，因为崇祯最喜欢的，就是周延儒，但周兄还是很讲义气，毕竟当年全靠温兄在前面踩雷，差点儿被口水淹死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，拉兄弟一把，是应该的。
　　其实就能力而言，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能人，如果就这么干下去，也是不错的，毕竟他们都是恶人，且手下并非善茬，换个人，估计压不住阵。
　　但所谓患难兄弟，基本都有规律，拉兄弟一把后，就该踹兄弟一脚了。
　　最先开踹的，是温体仁。
　　钱龙锡被皇帝赦免后，第一个上门问候的，不是东林党，而是周延儒。
　　周兄此来的目的，是邀功，什么皇上原本很生气、很愤怒、很想干掉你，但是关键时刻，我挺身而出，在皇帝面前帮你说了很多好话，你才终于脱险云云。
　　这种先挖坑，再拉人，既做婊子，又立牌坊的行为，虽很无聊，却很有效，钱龙锡很感动，千恩万谢。
　　周延儒走了，第二个上门问候的来了，温体仁。
　　温体仁的目的，大致也是邀功，然而，意外发生了。
　　因为钱龙锡同志刚从鬼门关回来，且经周延儒忽悠，异常激动，温兄还没开口，钱龙锡就如同连珠炮般，把监狱风云、脱离苦海等前因后果全盘托出。
　　特别讲到皇帝愤怒，周延儒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时，钱龙锡同志极为感激，眼泪哗哗地流着。
　　温体仁安静地听完，说了句话。
　　这句话彻底止住了钱龙锡的眼泪：
　　“据我所知，其实皇上不怎么气愤。”
　　啥？不气愤？不气愤你邀什么功？浑蛋！
　　所以钱龙锡气愤了。类似这种事情，自然有人去传，周延儒知道后，也很气愤——我拉你，你踹我？
　　温体仁这个人，史书上的评价，大都是八个字：表面温和，深不可测。
　　其实他跟周延儒的区别不大，只有一点：如果周延儒是坏人，他是更坏的坏人。
　　对他而言，敌人的名字是经常换的，之前是钱谦益，之后是周延儒。
　　所以在搞倒周延儒这件事上，他是个很坚定、很有毅力的人。
　　不久之后，他就等到了机会，因为周延儒犯了一个与钱谦益同样的错误——作弊。
　　崇祯四年，周延儒担任主考官，有一个考生跟他家有关系，就找到他，想走走后门，周考官很大方，给了个第一名。
　　应该说，对此类案件，崇祯一向是相当痛恨的，更巧的是，这事温体仁知道了，找了个人写黑材料，准备下点儿猛药，让周延儒下课。
　　不幸的是，周延儒比钱谦益狡猾得多，听到风声，不慌不忙地做了一件事，把问题搞定了，充分反映了他的厚黑学水平。
　　他把这位考生的卷子，交给了崇祯。
　　应该说，这位作弊的同学还是有点儿水平的，崇祯看后，十分高兴，连连说好，周延儒趁机添把火，说打算把这份卷子评为第一，皇帝认为没有问题，就批了。
　　皇帝都过了，再找麻烦，就是找抽了，所以这事也就过了。

这个问题是，他们为什么要造反？
　　答案是，为了活下去。
　　怎样才能活下去呢？
　　有钱、有粮食。
　　要说明这个问题，可以用一个三段论：
　　造反，是因为没钱、没粮食，投降，是因为有钱、有粮食。
　　杨鹤有钱、有粮食吗？
　　没有。
　　所以停止投降，继续造反。

很久以前，我以为所谓战争，大都是你死我活，上了战场，管你七大姑八大姨，都往死里打，特别是明末，但凡开打，就当不共戴天，不共戴地，不共戴地球，打死了算。
　　后研读历史多年，方才知道，以上皆为忽悠是也。
　　按史料的说法，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：
　　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，先不动手，先喊话；喊来喊去，就开始聊天；聊得差不多，民军就开始丢东西，比如牲口、粮食等，然后就退；等退得差不多了，官军就上前捡东西；捡得差不多，就回家睡觉，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，说歼敌多少多少，请求赏赐云云。
　　应该肯定的是，在当时，有这种行为的官军占绝大多数，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，所谓“抛生口，弃辎重，即纵之去”。
　　这种现象也好理解。因为当时闹事的，大都是西北一带人，而当兵的，也大都是关中人，双方语言相通，说起来都是老乡，反正给政府干活，政府也不发工资（欠饷），即使发了工资，也没必要玩命。这么打仗，非但能领工资，还能捞点儿外快，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，非常有利于创收。在史料中，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：打活仗。
　　因为活仗好打，且经济效益丰富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，打来打去，敌人越打越多，局势越来越恶化，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。
　　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，我算了一下，入关作战的加起来，也就五千来人。卢象昇、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，基本就是这些人，最厉害的几位头领，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。
　　之所以能打，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这帮人在辽东作战，战斗经验丰富，而且装备很好，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，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，冲入敌阵，势不可当。
　　而第二个原因，相当地搞笑，却又相当的真实。
　　我说过，每次打仗时，民军都要喊话。所谓喊话，无非就是谈条件，我给你多少钱，你就放我走，谈妥了就撤，谈不妥再打。
　　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，喊话都是没用的，经常是话没喊完，就冲过来了，完全不受收买，忠于职守。
　　我此前曾以为，如此尽忠职守，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。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。这是个误会，套用史料上的话，是“边军无通言语，逢贼即杀”，意思是，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，喊话也听不懂，所以见了就砍。
　　所以我一直认为，多学点儿语言，是用得着的。
　　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，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，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，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，也没接上头。
　　在众多的民军中，高迎祥的部队，算是战斗力最强的，手下骑兵，每人两匹马，身穿重甲，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。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儿，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，比如……钻山沟。
　　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，祖宽是不钻的，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，且待遇优厚、工资高，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，卢象昇协调了一个多月，也没办法。
　　照这个搞法，估计过几个月，闯王同志带着山寨版铁骑出来闹腾，也就是个时间问题。
　　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，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。
　　崇祯九年（1636）四月，当卢象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，辽东的皇太极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——建国。
　　皇太极建都于沈阳，定国号为清，定年号为崇德。
　　这一举动表明，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，另立分店，准备单干。
　　通常来讲，新店开张，隔壁左右都要送点儿花圈、花篮之类的贺礼，很明显，明朝没有这个打算，也没这个预算。
　　不要紧，不送，就自己去抢。
　　崇祯九年（1636）六月，清军发起进攻。
　　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，人数有

高迎祥的死，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。
　　第一样是头衔，从此，闯王这个名字，只属于李自成。
　　第二样是兵力，高迎祥的残部，由他的部将率领，投奔了李自成。
　　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，离去者，是上天抛弃的，留存者，是上天眷顾的。
　　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，他们的天下之路，才刚迈出第一步。
　　第一步，是个坑。
　　我说过，对民军头领而言，崇祯九年（1636）是个流年，卢象昇来了，打得乱七八糟，好不容易跑进山区，人都调走了，又来了个孙传庭，还干掉了高迎祥。
　　按说坏事都到头了，可是事实告诉我们，所谓流年，是一流到底，绝不半流而废。
　　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，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，与之前的洪承畴、曹文诏、卢象昇不同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。
　　他是统帅。
　　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，崇祯非常紧张，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张凤翼。
　　张凤翼，时任兵部尚书，他之所以紧张，是因为按惯例，如果京城（包括郊区）被袭，皇帝会不高兴，皇帝不高兴，就要拿人撒气，具体地说，就是他。
　　更要命的是，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，是追究责任，具体地说，是杀人。比如七年前，皇太极打到京城，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。按照这个传统，他是跑不掉的。
　　但张部长还算识相，眼看局面没法收拾，就打了个报告，说清军入侵，是我的责任，我想戴罪立功，到前方去，希望批准。
　　崇祯当即同意，打发他去了前线。
　　但张尚书到前线后，似乎也没去拼命，每天只干一件事——吃药。
　　他吃的，是毒药。
　　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，吃了不会马上死，必须坚持吃，每天吃，饭前饭后吃，锲而不舍地吃，才能吃死。
　　对于张尚书的举动，我曾十分疑惑，想死解腰带就行了，实在不行操把菜刀，费那么大劲儿干甚？
　　过了好几年，才想明白，高，水平真高。
　　如果自杀，按当时的状况，算是畏罪，死了没准儿抚恤金都没有。但要上阵杀敌，似乎又没那个胆。索性慢性自杀，就当自然死亡了，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，该享受的待遇，一点儿也不少，老狐狸。
　　这兄弟不但死得好，算得也准，清军九月初退兵，他九月初就死，连一天都没耽误。
　　他死了，也就拉倒了，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，必须继续招工。
　　但榜样在前面，岗位风险太高，说了半天，也没人肯干。
　　左右为难之际，崇祯想到了一个人。
　　这个人很孝顺，曾三次上疏，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，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。
　　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——杨嗣昌。
　　杨嗣昌，字文弱，湖广武陵（今湖南常德）人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
　　崇祯见到杨嗣昌时，很忧虑。
　　局势实在太差，民军闹得太凶，清军打得太狠，两头夹攻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实在难于应付，如此下去，亡国是迟早的事，怎么办？
　　杨嗣昌只说了一句，一句就够了：
　　“大明若亡，必亡于流贼！”
　　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。
　　按照杨嗣昌的说法，清军或许很强，但短时间内，并没有太大的威胁，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，大明必定崩溃。
　　简单地说，就是先解决内部矛

按照杨嗣昌的计划，要实现十面张网，现在的人是不够的，必须再增兵十二万。
　　要增兵，就得给钱，按杨嗣昌的算法，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。
　　这个计划极为冒险，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，崇祯也是不出的，唯一的来源，只能是找老百姓要，具体说来，就是加租。
　　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，全家还能丰衣足食，张献忠、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，然后回家吃饭。然后官府告诉你，加租，每年交两百斤，结果全家只能吃糠，再打过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出门，帮李自成叫声好，让他们往死里打，帮你出口气。
　　再后来，官府告诉你，再加租，每年交四百斤，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，不用人家打上门，你就会打好包袱，出门去找闯王同志。
　　为了搞定西北民变，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，如果再加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。
　　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，因为他相信，杨嗣昌的计划，能够挽救危局。
　　最后，杨嗣昌说，要实现这个计划，我必须用一个人。
　　崇祯同意了。
　　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，叫熊文灿。
　　熊文灿，贵州永宁卫（今四川叙永）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历任礼部主事、布政使、两广总督。
　　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，只是因为一个误会。

郑芝龙的打算，是混，无论清朝明朝，自己混好就行。唐王打算北伐，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，反正我不去。
　　唐王所有的兵力，都在郑芝龙的手里，所以说了一年多，只打雷不下雨。
　　这时黄道周站出来，他说：“战亦亡，不战亦亡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何如出关迎敌。”
　　唐王很高兴，说你去北伐吧，然后他说，我没有兵给你。
　　黄道周说，不用，我自己招兵。
　　然后他回到了家，找到了老乡、同学、学生，招来了一千多人。
　　大部分人都是百姓。
　　隆武元年（唐王年号，1645），黄道周出师北伐。他的军队没有经验，从未上过战场，甚至没有武器。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，叫做锄头、扁担。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，叫做“扁担军”。
　　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，她召集了许多妇女，一同前往作战，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，史称“夫人军”。
　　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，也能明白，这是自寻死路。
　　然而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，明知必死无疑。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，绝不妥协。
　　三个月后，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，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，也是最后一仗。
　　结果毫无悬念，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，黄道周全军覆没。黄道周被俘，被送到了南京，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，他严词拒绝。
　　三个月后，他在南京就义，死后衣中留有血书，内容共十六字：
　　〖纲常万古，节义千秋，天地知我，家人无忧。〗
　　落款：
　　大明孤臣黄道周。
　　正如当年的他，不识时务，绝不妥协。
　　有人曾对我说，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，因为麻烦太多，天灾人祸、内斗外斗，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，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，实在太不容易。
　　我想想，似乎确实如此，往近了说，从鸦片战争起，全世界强国（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）欺负我们，连打带抢带烧带杀，还摊上个“量中华之物力”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，打是打不过，搞发展搞不了（洋务），同化也同不了（人家也有文明），软不行，硬也不行，识时务的看法，是亡定了。
　　然而，我们终究没有亡，挺过英法联军，挺过甲午战争，挺过八国联军，挺过抗日，终究没有亡。
　　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，无论时局形势如何，无论对手有多强大，无论希望多么渺茫，坚持，绝不妥协。
　　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当年的这场辩论，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，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，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，但不妥协的人，应该得到尊重。
　　面对冷酷的世间、无奈的场景，遇事妥协，不坚持到底，是大多数人、大多数时间的选择，因为妥协、退让很现实，很有好处。
　　但我认为，在人的一生中，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，应该不妥协，至少一两件。因为不妥协、坚持虽然不现实，很没好处，却是正确的。
　　人，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，至少有一点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