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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朱常洛就此成为了皇帝,但杨涟并没有因此获得封赏,他依然是一个不起眼的给事中。不过,这对于杨先生而言,实在是个无所谓的事。
      他平静地回到暗处,继续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他很清楚,真正的斗争刚刚开始。
      事情正如他所料,蒙古崔大夫开了泻药,皇帝陛下拉得七荤八素,郑贵妃到处活动,李选侍经常串门。
      当这一切被组合起来的时候,那个无比险恶的阴谋已然暴露无遗。
      形势十分危急,不能再等待了。
      杨涟决定采取行动,然而现实很残酷:他的朋友虽然多,却很弱小,他的敌人虽然少,却很强大。
      周嘉谟、刘一璟、韩爌这拨人,级别固然很高,但毕竟刚上来,能量不大,而郑贵妃在宫里几十年,根基极深,一手拉着李选侍,一手抓着皇长子,屁股还拼命往皇太后的位置上凑。
      按照规定,她应该住进慈宁宫,可这女人脸皮相当厚,死赖在乾清宫不走,看样子是打算长住。
      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,可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,一旦光宗同志有啥三长两短,她必定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,那时,一切都将无可挽回。
      而要阻止这一切,杨涟必须做到两件事情:首先,他要把郑贵妃赶出乾清宫;其次,他要把郑贵妃当太后的事情彻底搅黄。
      这就是说,先要逼郑老寡妇搬家,再把万历同志临死前封皇后的许诺当放屁,把郑贵妃翘首企盼的申请拿去垫桌脚。
      杨涟先生的职务,是七品兵科给事中,不是皇帝。
      事实上,连皇帝本人也办不了,光宗同志明明不喜欢郑贵妃,明明不想给她名分,也没法拍桌子让她滚。
      这就是七品芝麻官杨涟的任务,一个绝对、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      但是他完成了,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。
      他的计划是,让郑贵妃自己搬出去,自己撤回当皇太后的申请。
      这是一个看上去绝不可能的方案,却是唯一可能的方案。因为杨涟已经发现,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,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只要伸出手指,轻轻地点一下,就够了。
      这个弱点有个名字,叫做郑养性。
      郑养性,是郑贵妃哥哥郑国泰的儿子,郑国泰死后,他成为了郑贵妃在朝廷中的联系人,平日十分嚣张。
      然而杨涟决定,从这个人入手,因为经过细致的观察,他发现,这是一个外强中干,性格软弱的人。
    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六日。杨涟直接找到了郑养性,和他一同前去的,还有周嘉谟等人。
      一大帮子人上门,看架势很像逼宫,而事实上,确实是逼宫。
      进门也不讲客套,周嘉谟开口就骂:
      “你的姑母(指郑贵妃)把持后宫多年,之前争国本十几年,全都是因为她,现在竟然还要封皇太后,赖在乾清宫不走,还给皇上奉送美女,到底有什么企图?!”
      刚开始时,郑养性还不服气,偶尔回几句嘴,可这帮人都是职业选手,骂仗的业务十分精湛,说着说着,郑养性有点扛不住了。
      白脸唱完了,接下来是红脸:
      “其实你的姑母应该也没别的意思,不过是想守个富贵,现在朝中的大臣都在这里,你要听我们的话,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。”

  2. 红脸完了,又是唱白脸:
      “要是不听我们的话,总想封太后,不会有人帮你,你总说没这想法,既然没这想法,就早避嫌疑!”
      最狠的,是最后一句:
      “如此下去,别说富贵,身家性命能否保得住,都未可知!”
      郑养性彻底崩溃了。眼前的这些人,听到的这些话,已经打乱了他的思维。于是,他去找了郑贵妃。
      其实就时局而言,郑贵妃依然占据着优势,她有同党,有帮手,如果赖着不走,谁也拿她没办法。什么富贵、性命,这帮闹事的书呆子,也就能瞎嚷嚷几句而已。
      然而关键时刻,郑贵妃不负白痴之名,再次显露她的蠢人本色,在慌乱的外甥面前,她也慌乱了。
      经过权衡利弊,她终于做出了决定:搬出乾清宫,不再要求当皇太后。
      至此,曾经叱咤风云的郑贵妃,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位大妈费劲心机,折腾了三十多年,却啥也没折腾出来。此后,她再也没能翻过身来。
      这个看似无比强大的对手,就这样,被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,轻而易举地解决了。
      但在杨涟看来,这还不够,于是三天之后,他把目标对准了另一个人。
    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十九日,杨涟上书,痛斥皇帝。
      杨先生实在太纯粹,在他心中,江山社稷是第一位的,所以在他看来,郑大妈固然可恶,崔大夫固然可恨,但最该谴责的,是皇帝。
      明知美女不应该收,你还要收,明知春药不能多吃,你还要吃,明知有太医看病,你还要找太监,不是脑袋有病吧。
      基于愤怒,他呈上了那封改变他命运的奏疏。
      在这封奏疏里,他先谴责了蒙古大夫崔文升,说他啥也不懂就敢乱来,然后笔锋一转,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——勤劳工作,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
      必须说明的是,杨先生不是在拍马屁,他的态度是很认真的。
      因为在文中,他先暗示皇帝大人忙的不是什么正经工作,然后痛骂崔文升,说他如何没有水平,不懂医术。最后再转回来:就这么个人,但您还是吃他的药。
      这意思是说,崔大夫已经够没水平了,您比他还要差。
      所以这奏疏刚送上去,内阁就放出话来,杨先生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      三天后,这个预言得到了印证。
      明光宗突然派人下令,召见几位大臣,这些人包括方从哲、周嘉谟、孙如游,当然,还有杨涟。此外,他还命令,锦衣卫同时进宫,听候指示。
      命令一下来,大家就认定,杨涟要完蛋了。
      因为在这拨人里,方从哲是首辅,周嘉谟是吏部尚书,孙如游是礼部尚书,全都是部级干部,只有杨涟先生,是七品给事中。
      而且会见大臣的时候,召集锦衣卫,只有一种可能——收拾他。
      由于之前的举动,杨涟知名度大增,大家钦佩他的人品,就去找方从哲,让他帮忙求个情。
      方从哲倒也是个老好人,找到杨涟,告诉他,等会进宫的时候,你态度积极点,给皇上磕个头,认个错,这事就算过去了。
      但是杨涟的回答,差点没让他一口气背过去:
      “死就死(死即死耳),我犯了什么错?!”
      旁边的周嘉谟连忙打圆场:
      “方先生(方从哲)是好意。”
      可到杨先生这里,好意也不好使:
      “知道是好意,怕我被人打死,要得了伤寒,几天不出汗,也就死了,死有什么可怕!但要我认错,绝无可能!”
      就这样,杨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宫,虽然他知道,前方等待着他的,将是锦衣卫的大棍。
      可是他错了。

  3. 小时候,老师告诉我,个人是渺小的,集体才是伟大的,现在,我相信了。
      当皇帝的当皇帝,升官的升官,滚蛋的滚蛋,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,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。
      明光宗朱常洛,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(短命)的皇帝,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苦大仇深。
     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,母亲被冷遇,长大了,书读不上,太子立不了,基本算三不管,吃穿住行级别很低,低到连刺杀他的人,都只是个普通农民,拿着根木棍,就敢往宫里闯。
     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,还要被老婆胁迫,忍了几十年,放纵了一回,身体搞垮了,看医生,遇见了蒙古大夫,想治病,就去吃仙丹,结果真成仙了。
      更搞笑的是,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,大都只讲三大案,郑贵妃、李选侍,基本上没他什么事,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      在他死后,为了他的年号问题,大臣们展开了争论,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,万历死了,八月,他就死了。而他的年号泰昌,没来得及用。
      问题来了,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当作泰昌元年,那是不行的,因为直到七月,他爹都还活着。
      如果把第二年(1621)当作泰昌元年,那也是不行的,因为他去年八月,就已经死了。
      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      问题终究被解决了,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,一个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:
      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一月到七月,为万历四十八年。八月,为泰昌元年。明年(1621),为天启元年。
      这就是说,在这一年里,前七个月是他爹的,第二年是他儿子的,而他的年份,只有一个月。
      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      他很可怜,几十年来畏畏缩缩,活着没有待遇,死了没有年号,事实上,他人才刚死,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,抢儿子抢地方,忙得不亦乐乎。
      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      有人曾对我说,原来,历史很有趣。但我对他说,其实,历史很无趣。
     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历史没有正恶,只有成败。
      左都御史、左副都御史、吏部尚书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寺丞等等等等,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。
      它很强大,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对于这一现象,史称“众正盈朝”。
     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,从此,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,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、无私的阶段,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,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。
      对于这种说法,用两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。
      用四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八道。
      之前我曾经说过,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,现在,我再说一遍。
      掌权之后,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追查红丸案。
      追查,是应该的,毕竟皇帝死得蹊跷,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,但两位蒙古大夫,一个下了泻药,让他拉了几十次,另一个送仙丹,让他飞了天,无论如何,也应该追究责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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