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此内阁已有六人，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，次辅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。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，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。 在明代，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，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，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。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？很简单，等前辈都死光了，你就能当前辈了。 这里特别说明，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，你就得排在后面，规矩是不能乱的。可能有人要问，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？ 那也简单，大家就比资历吧，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，那你就是前辈。如果连资历也相同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，你是正部，我是副部，你还是前辈。如果官级也相同，那就比年龄，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。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，但论资历和官级，他都要差点儿，只能委屈点儿，排在第六了。 其实，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，要说起来，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，谁让人家进步快呢？这种事情，不能怨天尤人。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，考虑到排序，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，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，张居正要想接班，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，这还是保底价。 不过幸好，除了论资排辈外，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，比如不斗到死决不罢休的斗争哲学。
徐阶致仕了，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，打好包裹，准备回松江老家。 这在当年，算是一件奇闻。要知道，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，想干多久就干多久，想灭谁就灭谁，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，所谓金盆洗手、急流勇退，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。 然而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，而原因也十分简单——疲惫，以及欣慰。 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徐阶六十六岁，暂住北京，即将退休。 四十八年前，他十八岁，家住松江府华亭县，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，听从了他的教诲： “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。” 四十五年前，他二十一岁，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。在大明门前，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： “此子之功名，必不在我辈之下！” 三十八年前，他二十八岁，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，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： “我从未曾依附于你！” 然后他前途尽毁，家破人亡，被发配蛮荒之地，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。 二十年前，他四十六岁，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，不发一言。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报仇雪恨也好，伸张正义也罢，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 四年前，他六十二岁，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，他除掉了严嵩，杀死了严嵩的儿子，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、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，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 现在，一切又回到了起点。 当年的青年才俊，现在的老年首辅；当年的热血激情，现在的老到深沉。从黑发到白发，从幼稚到成熟，一切都变了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志向。 徐阶这一辈子，被人整过，也整过人，干过好事，也干过坏事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。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，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，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，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，我想，这已经足够了。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，奋发图强地斗，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，也该歇歇了。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，且唯恐他反悔，当即公布天下，发退休金让他走人，明显有点儿不够意思，但徐阶却并不在意，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，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，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。 张居正，我相信，你会比我做得更好。 除了张居正外，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备感安心。他认为，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。 这个走运的人，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，自打从牢里放出来，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，先是官复原职，很快就升了官，当了大理寺丞（正五品），专管审案，也算发挥特长。
战火中结交，斗争中成长，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，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？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，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，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，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。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 那群唧唧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，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，说整你就整你，绝不打折扣。于是短短几个月中，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，就是调任，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，基本都被罚了款。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，高先生最惦记的，还是欧阳一敬。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，高拱作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，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——欧阳兄主动辞职了。 骂神不愧为骂神，骂人厉害，闪人也快，见势不妙，立刻就溜号了。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，过于缺德，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，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对他而言，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，实在是一种遗憾。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，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，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，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。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。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，他直接就死掉了。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，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，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，对一个死了的人，还能怎么整治呢？也就这样吧。 言官们完蛋了，高拱快刀斩乱麻，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，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，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，在欣喜之余，他也惊奇地发现，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，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，就是赵贞吉。 说起这位赵兄，也算是老面孔，之前他曾多次出场，骂过严嵩，支持过王学，时任礼部尚书，现在入阁，可谓功德圆满了。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，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，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，热衷于惹麻烦，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，从李春芳到陈以勤，都挨过他的骂，最惨的是张居正，每天都被横眉冷对，心理压力极大。 为什么呢？说到底，还是一个心态问题。 要知道，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的进士，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的，而赵学士，是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。 论资历，他是内阁里最老的。他当官的时候，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。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，却排在最后，连张居正都不如，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，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，那实在是要求太高。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，张居正翅膀没硬，也不怎么吭声，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，叹息“老子当年”之类的话，也没人敢管。 现在高拱回来了，排在了最后，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，开始找高拱的麻烦。 可实在不巧，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论资历旗鼓相当，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：混那么多年才入阁，只能说你无能！
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，更是闻名遐迩，万众所向，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、吏部考功司、兵部武选司、兵部武库司。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，要你升就升；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，要你死就死。这是文官。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，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，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；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，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，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，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。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，那简直不值一提，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，是应天巡抚。 所谓应天，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无锡以及安徽一部。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，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。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，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，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。他虽然直，却不傻。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，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，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。 “海阎王就要来了！”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，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、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：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，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，没等海巡抚到，竟然自动离职逃跑，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，活像刚被劫过的。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，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，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。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，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，浑似乞丐。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，地方上没人管他，本来还想发点儿脾气，再一问，是海瑞要来了。于是他当机立断——不住了，赶紧走！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，便下了第二道命令——换轿子！（按照规定，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）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。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，他看到的，已经是一片狼藉，恶霸不见了，地主也不见了，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，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。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，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，欢迎大家来告状，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，并告知下属，谁敢借机收钱，我就收拾谁。 告状不要钱！那就不告白不告了，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。 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，人潮汹涌，人声鼎沸，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。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，居然全部接了下来，且全部断完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。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。然而事实上，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。 所谓刁民，又称流氓无产者，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，赖上就不走，不弄点儿好处决不罢休，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，这种人也不在少数。而海瑞照单全收，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，自己变成了富人，也算是脱贫致富了。 但总体说来，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，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，能帮就帮一把，委屈个把地主，也是难免的。
体育就是和平——顾拜旦说的。 贸易也是和平——这是我说的。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，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，贸易才能带来和平。边境有王崇古、谭纶、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，谁抢就收拾谁，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否则还是抢劫划算。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，蒙古是一呼百应，极其欢迎，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——明朝的屁股。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，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，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，给点儿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儿就行了，做生意？做梦！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，反对派气势汹汹，其主要观点是：东西我大明多得是，但即使送给要饭的，也不能给蒙古人！ 这一派带头的，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，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，真可谓是一脉相承。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、张居正一帮人，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，算是皇帝的秘书，不便公开表态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看朝廷里反对声一片，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，便见风使舵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 在我看来，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，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。而这个办法，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，包括：钻空子、绕道走、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。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，可还没等他说话，张溶就叫嚣起来： “无论你说什么，我们都绝不同意！” “没问题，”高拱笑着说道，“如果你们不同意，那我们来表决。” 张溶目瞪口呆，因为事实证明，高拱并没有开玩笑。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“封贡票决”事件发生了，大家不闹腾了，开始投票。据史料记载，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，经过商议，赞成、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，陆续发言，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。 经皇帝公证，验票统计如下：赞成者合计二十二人，反对者合计二十二人。 这下白闹了，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。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，皇帝说了不算，内阁说了也不算，在万恶的封建社会，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，实在有负“黑暗专制”的恶名。 当然，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，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，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，实在是另有企图。 根据我的估计，在此之前，他一定曾算过票数，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才提议投票。因为一旦投票不成，事情就会推给皇帝，可是皇帝不会管事，自然就会推给内阁，而内阁，是高拱说了算。 于是一圈绕回来，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。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，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，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，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，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。 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边境市场正式开放，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，开展贸易活动，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。自朱元璋起，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，此后近百年中，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。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，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功勋。
高拱！陈大人（指陈以勤）是你赶走的，赵大人（指赵贞吉）是你赶走的，李大人（指李春芳）也是你赶走的，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？！” 高拱当时就懵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，竟然会当众发飙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。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，实诚得有点儿过了头，这位仁兄骂完了人，竟然还不解恨，意犹未尽，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。 反正骂也骂了，索性打他一顿，就算要走，也够本了！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，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，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，撒腿就跑，殷士儋也穷追不舍：脸已经撕破了，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！ 关键时刻，张居正站了出来。他拉住了殷士儋，开始和稀泥： “万事好商量，你这是又何必呢？” 然而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，而是水泥，一点儿不给面子，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： “张太岳（张居正号太岳），你少多管闲事，走远点儿！”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谁敢挡我就灭了谁！ 所幸在场的人多，大家缓过劲儿来，一拥而上，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，好歹没出事。 我算了一下，闹事的时候，殷士儋五十六岁，高拱六十岁，张居正最年轻，也四十七岁，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，实在让人钦佩。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，颇有点儿梁山好汉的意思，敢作敢当，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，就主动提出辞职，回家养老去了。 在高拱看来，这个结果还不错，虽说差点儿被人打，但自己还是赢了，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。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，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，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：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？！ 是啊，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陈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那么我也会被赶走——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。 况且，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。 于是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——两个人之中，只能留一个。 而那个人，只能是我。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，高拱，你必须被毁灭。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，准备对他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动手了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先出招的人，竟然是高拱。 其实一直以来，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，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，直到有一天，高拱听到了那个传闻。 对高拱而言，赵贞吉是可恶的，殷士儋是可恶的，但只要他们滚蛋，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徐阶。 对徐大人，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，对方家破人亡之后，他还是不依不饶，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，唯恐他死得太轻松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突然跑来告诉高拱，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，答应拉他一把，帮他儿子免罪。当然了，张居正也没白干，他收了三万两白银。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 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找到张居正闲聊，突然仰天长叹：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！” 张居正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。 “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，而我一个也没有？”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高拱确实运气不好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无儿无女，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。 为缓和气氛，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，笑着说了这么一句： “儿子多，但也不好养活啊！” 好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 “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，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。”高拱微笑着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 张居正慌了，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赌神发咒，说些如果收钱，出门让雷劈死、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，最后搞得声泪俱下，高拱才做了个样子，表示这是有人造谣，我绝对不信。然后双方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。 给了他一个教训，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——这是高拱的想法。 必须尽快解决他，再也不能迟疑——这是张居正的决心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，可谓是登峰造极了。要换个人，作威作福，前呼后拥，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，顺便搞点儿政绩，身前享大福，身后出小名，这就算齐了。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张居正不是小名人，是大名人，大得没边，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，只要不是文盲村，基本都听过这人。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，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——改革。 什么叫改革？通俗的解释就是，一台机器运行不畅，你琢磨琢磨，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，东敲一把，西碰一下，把这玩意儿整好了，这就叫改革。 看起来不错，但要真干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历史证明，但凡干这个的，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其结局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改了之后，被人给革了，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什么不怕天变，不怕人怨，最后还是狼狈下台，草草收场。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，是改了之后，被人革命了，代表人物是王莽。这位仁兄励精图治，想干点儿事情，可惜过于理想主义，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，命都给革没了。 由此可见，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两个字——利益。你要明白，旧机器虽然破，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，你上去乱敲一气，敲掉哪个部件，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，性格好的，找你要饭吃；性格差的，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。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。 如果把天下比做一台机器，那就大了去了，您随便动一下，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，要闹起来，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。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，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 然而，张居正动了，明知有压力，明知有危险，还是动了。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、饿死的饥民、无耻的官员；因为他知道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能靠神仙皇帝；因为他相信，穷人也是人，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、官场沉浮之后，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——理想。 在我小时候，一说起张居正，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。拜多年的教育所赐，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，清正廉明，努力干活，还特不讨好，整天被奸人整；搞了一个改革，还没成功，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 一直十几年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，也不廉明，拉帮结派，打击异己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要说奸人，那就是个笑话，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，你说谁最奸。 更滑稽的是，不管我左看右看，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，要干的活都干了，要办的事都办了，怎么能算失败？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，是一个既不悲惨、也不阴郁的故事，一个成功的故事。 在张居正之前，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，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失败了。 为什么会失败呢？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，我就不凑热闹了，简单说来一句话：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；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存在的东西，必有其合理性，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，他痛恨旧制度，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，或许不合理，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。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，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，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，僵化也好，烦琐也罢，但是，有效。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，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、热火朝天，搞到最后却不能用，所以，白搭。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，他很实在。 要知道，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，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，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，解放全中国，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，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，就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 相比而言，嘉靖就懒得出奇了，反正全国统一，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，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。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从小翰林到大学士，他吃过苦头，见过世面，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，壮志凌云，那是绝对谈不上了。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，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——让自己活，也让别人活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，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；我去改革，大家少贪点儿，各吃各的饭，互不干扰。 改而不革，是为改革。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。他刚接任首辅，大权在握不久，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——高仪死了。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，自从高拱被赶走后，便开始寝食不安，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，连他一锅端了，日复一日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，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。 对高仪的死，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，因为从根子上说，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，却比高拱还要独裁，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，管你老实不老实，死了拉倒。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“四同”的结局：同舟共济——同床异梦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归于尽。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，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，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，上有皇帝他妈支持，下有无数大臣捧场，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，皇帝可以完全无视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真皇帝还皇帝，一呼百应，真正实现了团结。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，敢出声就灭了他，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，这就叫实现团结。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，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“张居正改革”。 说起改革，总有一大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义等。当年本人深受其害，本着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的精神，就不啰唆了，简单说来，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。 第一件事，叫做一条鞭法。这个名字很不起眼，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，用今天的话说，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。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，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，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，看了头晕也别见怪，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。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，下面说实在的，保证大家都能看懂： 自古以来，国家收税，老百姓交税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，出生入死打江山，多少得有个盼头。 怎么收税，各朝各代都不同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，主要分为三块： 一是田税，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，你种了皇帝的地，自然要交钱。 二是人头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（都是他的资源），有几个人交几份钱，这是义务。
所以事实证明，越复杂的政策，空子就越多，越难以执行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。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：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，那是能耐。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，并长期使用，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。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，将人头税归入田赋，才算化三为二（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，换了个说法而已）。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，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，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，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。 社会主义好，这是个实在话。
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，而它的名字，就是此句中的两字——考成。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——考成法。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，那很正常，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，那就不正常了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。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，但他很清楚，制度是次要的，执行是主要的，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，辛勤工作，那是天方夜谭。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，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，具体说来就是记账。比如一个知府，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，抄录成册，自己留一份，张居正那里留一份，到了年底一对，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，那就恭喜你了，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。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，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，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。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，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，如不照办，一概都照章处理。 按照以往的规律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雄心勃勃一回，烧完之后该干吗就干吗，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，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可他们把牙咬碎，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。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，真格到了有点儿恶心人的地步。比如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有人反映，赋税实在太难收，你说收十万就十万，遇到歉收，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？ 事实证明，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，很快，他就颁布规定，从今以后地方赋税，只要收到一定数量，就算没收全，也可以不处分。 但指标下来了，大家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个“一定数量”是九成。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，我能收到九成，还用叫苦吗？然而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收不收得到，那是你的事；处不处分你，那是我的事。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，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，运气实在不好，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。更可笑的是，其中有位仁兄，赋税收到了八成八，还是被咔嚓一刀，全部集体降级。 于是从此以后，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，认真干活，兢兢业业，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，那就菩萨保佑了，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。 当然了，考成法能够实施，那还要靠张居正，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，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、贪污伎俩，他都清清楚楚。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，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。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，谁敢跟他玩花样。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。但并非全部内容，因为事实上，张居正相当狡猾，在那封信中，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，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。这句话很不起眼，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
但必须承认，丰臣秀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。当时的中国，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，思想混乱，组织混乱，吏治腐败，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，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，由于长官吃空额，且无人抓训练，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——除了种田，啥也不会。 用战斗经验丰富、基本不怕死的士兵，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，去进攻政治腐败、喜欢内斗，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稳赢不输。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——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。 然而，他错了，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，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，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，他也一定会输。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。 几百年后的1937年，日本人决定全面开战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。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，士兵比中国精锐，武器比中国先进，他们有三菱重工，有零式战斗机，有航空母舰。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，黑社会横行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，还怕死，重工业基本谈不上，飞机能数得出来，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，且人心惶惶，一盘散沙。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，灭亡中国，三个月足矣。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，于是他们打了八年，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。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。 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忍的民族，毫不夸张。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，其实大多名不副实。所谓埃及，所谓两河流域，所谓印度，在历史长河里，被人灭掉了N次。雅利安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、莫卧尔人，你来我往，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，文化更是谈不上。 只有中国做到了，虽然有变化、有冲突，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，一直延续了下来。几千年来，无论什么样的困难、什么样的绝境、什么样的强敌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，历时千年，从来如此。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、无数劣根性的民族，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、无数先进性的民族。它的潜力，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，也无法计算。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，仅仅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，军阀可以团结一致，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；文盲不识字，却也不做汉奸；怕死的老百姓，有时候也不怕死。 因为所有的一切，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——坚强、勇敢、无所畏惧。 日本人不懂得，所以他们失败了，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依然如此。 从来不需要想起，也绝不会忘记，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。
跑到人家的家里，抢了人，放了火，抢了东西，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，还给原先的主人，再告诉他：其实我要的并不多。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，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。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，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，又不能拍板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去，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。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，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，有商有量，和买菜差不多，你说一斤，我要八两，最后九两成交。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儿，但只要谈，还是有成功的可能。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错了。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，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： “你去告诉那些倭奴，如果全部撤出朝鲜，回到日本，讲和是可以的（不妨），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，哪怕是一县、一村，都绝不能和！” 完了，既不是半斤，也不是八两，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。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，敢忽悠，确有过人之处，但事实证明，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，他只是个混混级别。 因为他不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，比如国家、主权以及尊严。 沈惟敬头大了，但让人惊讶的是，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，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。根据多种史料分析，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，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。在不久之后，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。 但在宋应昌看来，目的已经达到，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，已经作好了准备。
战争最残酷的地方，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，有多少财产损失，而是它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止。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，可要真打起来，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，全都往死里掐。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，当场掐死了还好，赔款割地，该干吗就干吗。最恶心人的，就是死掐偏掐不死，你能打，我也不差。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，双方都头疼，要不打吧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这笔账找谁算？更何况，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十九日中午，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。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，史称“露梁海大捷”。 露梁海大捷后，翘首企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，纷纷化整为零，四散奔逃。小西行长不落人后，率残部趁明军不备，乘船偷渡出海，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，余部大部被歼。 至此，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，此战历时七年，最终，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，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 七年前，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，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。 活该，死了也该。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，无论此时，或是三百四十年后，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： 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，他们或许残暴，或许强大，或许看似不可战胜，但终将被埋葬。
虽然在七年之中，曾有过无数的曲折，遇上许多的困难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 因为打赢了。 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，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，就是胜利，或失败。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，这就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，十分清楚，但有趣的是，几百年后，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，却十分之不清楚。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：日本的史料表示，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，虽然未必光彩（这一点，他们是承认的）。 朝鲜（韩国）的史料则认为，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，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（无奈，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），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，当然是有的，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。 而明朝方面……基本没什么动静。 现象是奇怪的，但原因是简单的，因为在明朝看来，这场战争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。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，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，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。即使在明代，它也只是“万历三大征”的一部分而已，史料也不算多，除了《万历三大征考》还算是马马虎虎外，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 说起来，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，什么事都有，什么人都出。就规模而言，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，打了七年，从头到尾，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，直到最后一年，才勉强增兵至八万，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，架势并不算大。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，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，十几万人拉到朝鲜，死光了再填，打到后来，国内农民不够，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 朝鲜更不用说，被打得束手无策、奄奄一息，差点儿被人给灭了，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，苦难深重，自然印象深刻。 相比而言，日本是拼了老命，朝鲜是差点儿没命，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，派几万人出国，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，就把日本办挺了，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（估计日本也没钱给）。 什么叫强大？这就叫强大。 事实上，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，明朝还调兵十余万，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。在万历同志看来，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（土司），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 基于以上理由，在宣传方面，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，在日本，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，所谓“虎加藤”、“鬼石曼子”一波接一波地吹，从没消停过。 朝鲜方面，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，死后被封公爵，几百年下来，能加的荣誉都加了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，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十年里，政治得以整顿，经济得到恢复，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。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，结果就大不相同了，以张居正的实力，只能排第三。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 从根本上讲，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，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，先装孙子再当爷爷，半斤对八两。但问题在于，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，混出来后就要干事，要实现当年的抱负。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，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混。 所以说，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，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。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，政治家要能干，官僚要能混。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，且老奸巨猾，工于心计，一路做到首辅，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，死后被抄全家，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，所以只能排第三。 明代三百年中，在这行里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，混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，当属张居正的老师，徐阶。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，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（庶吉士），骂过首辅（张璁），发配地方挂职（延平推官），好不容易回来，靠山又没了（夏言），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，无怨无悔，看准时机，一锤定音，搞定（严嵩）。 上台之后，打击有威胁的人（高拱），提拔有希望的人（张居正），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，活到了八十一岁，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，如此人精，排第一是众望所归。 而排第二的，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：申时行。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，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，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，但事实上，在官僚这行里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，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。 无人知晓，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，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具体点讲，是身世不清，父母姓甚名谁，家族何地，史料上一点儿没有，据说连户口都缺，基本属于黑户。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，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，讲了啥，他都要记下来，比如他留下的《召对录》，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 此外，他也喜欢写文章，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，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对于自己的身世，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。
自古以来，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，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，又没胆跳出来，在家做几个假人，骂骂出出气，是纯粹的阿Q精神。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（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，有多种形式，如“打小人”），而以郑贵妃的智商，正好符合这个档次，说她真干，我倒也信。 但问题在于，她干没干并不重要，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，也扎不死人，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不能查，也不能有真相。 追查此事，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，但事实上，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。 原因很简单，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，只要没有什么大事，到时自然接班，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，闹了十几年，早没用了。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，再惊动皇帝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对太子只好坏处，没有好处。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，只有一件事情——等待。
“我不敢说。” 不敢说的意思，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说，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，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，然后他手持那碗饭，听到了事实的真相： “我叫张差，是蓟州人，小名张五儿，父亲已去世。” “有一天，有两个熟人找到我，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（即太监），老公公对我说，你跟我去办件事，事成后给你几亩地，保你衣食无忧。” “于是我就跟他走，初四（即五月四日）到了京城，到了一所宅子里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。” “他对我说，你只管往里走，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，打死了，我们能救你。” “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，带我进了宫，我就往里走，打倒了一个公公，然后被抓住了。” 王之寀惊呆了。 他没有想到，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，这的的确确，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。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，眼前这位仁兄，虽说不是疯子，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，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，也不是职业杀手，最多最多，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。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，听起来，似乎是群众推荐，太监使用，顺手就带到京城，既没给美女，也没给钱，连星级宾馆都没住，一点实惠没看到，就答应去打人，这种傻帽你上哪去找？ 再说凶器，一般说来，刺杀大人物，应该要用高级玩意，当年荆轲刺秦，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，据说是一碰就死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杀个老百姓，多少也得找把短刀，可这位兄弟进宫时，别说那些高级玩意，菜刀都没一把，拿根木棍就打，算是怎么回事。 从头到尾，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，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，王之寀不敢怠慢，立即上报万历。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，却没有丝毫回音，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，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，四处散发，本人也四处鼓捣，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。
打仗，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，排兵布阵，这叫洗牌，掷色子，就是开打，战况多变，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，而要想赢牌，一靠技术，二靠运气。 靠死运气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福将。 靠死里打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悍将。 李成梁，应该是福将加悍将。 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，却没人办交接手续，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，是被蒙古人干掉的。 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，闹事的部落很多，要全列出来，估计得上百字，大致说来，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： 蒙古方面：插汉部，首领土蛮。泰宁部，首领速巴亥。朵颜部，首领董狐狸。 女真方面：建州女真，王杲部。海西女真，叶赫部、哈达部，首领清佳努、孟格部禄。 这些名字很难记，也全都不用记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。 以上这些人中，最不消停的，是土蛮。他的部落最大，人最多，有十几万人，比较团结，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，每次抢的时候，都是漫天烟尘，铺天盖地，明军看到就跑，压根无法抵挡。 所以李成梁来后，第一个要打的，就是这只出头鸟。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，土蛮就从没舒坦过。从万历元年起，李成梁大战五次，小战二十余次，基本算是年年打，月月打。 总打仗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李成梁每次都打赢。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，也就一两万人，之所以每战必胜，大致有两个原因：首先是技术问题，他属下的辽东铁骑，每人配发三眼火铳，对方用刀，他用火枪，明明白白就欺负你。 其次是战术问题，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，还喜欢玩阴招，对手来袭时，准备大堆财物，摆在外面，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，他就发动攻击。此外，他还不守合同，经常偷袭对手，靠这两大优势，十年之内，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，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。 看到这段史料，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，不禁感叹：家庭教育，是很重要的。
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，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： 他们不懂军事，却很彪悍，不懂权谋，却很狡猾。 这句简单的话，蕴藏着深厚的哲理。 很多人说过，最好的老师，不是特级教师，不是名牌学校，而是兴趣。 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答案是错误的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优秀的老师，是生存。 为了一块土地，为了一座房子，为了一块肉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，熟悉杀戮的技巧、掌握抢劫的诀窍，无须催促、无须劝说，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懂得生存，懂得如何去生存。 生存很困难，所以为了生存，必须更加狡诈、必须更加残暴。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，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，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，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。 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四月十五日，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。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，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。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，明天，女真部落三千人，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。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，承诺打开城门，迎接商队的到来。 第二天（十五日）早晨，商队来了，抚顺打开了城门，百姓商贩走出城外，准备交易。 然后，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——屠刀。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，商队变成了军队，很明显，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。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，精锐的八旗骑兵，在“商队”的帮助下，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。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，开始组织抵抗，然而没过多久，抵抗就停止了，城内一片平静。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，努尔哈赤并不惊讶，因为这一切，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
到了清河，也不开打，又是老把戏，先派奸细，打扮成商贩进了城，然后发动进攻，里应外合，清河人少势孤，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。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，有钱、有奴隶、有粮食，空白填补了，粮食保证了，矛盾缓和了。 但他留下的，是一片彻底的白地，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，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，痛苦、无助。 无论什么角度、什么立场、什么观点、什么利益、什么目的、什么动机、什么想法、什么情感、什么理念、都应该承认一点，至少一点： 这是抢掠，是自私、无情、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。 〖征服的荣光背后，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。
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 我只能说，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，我想了很久，很久，却是很久，很久，也想不出来。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，之前二十多年，似乎干得也不错，你说他软弱吧，他还搞了三大征，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，你说他不理朝政吧，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？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，一个勤于政务的人，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，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，一个终生未出京城，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，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 于是，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，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经历残酷的斗争，无休止的吵闹，无数无效的抗争，无数无奈的妥协后，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，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 大致如此吧。 明神宗朱翊钧，万历四十八年逝世，年五十八。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，他还不够勇敢。
皇帝是不好干的，国家是不好管的，而我是不行的，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，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。
至此内阁已有六人，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，次辅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。
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，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。
在明代，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，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，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。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？很简单，等前辈都死光了，你就能当前辈了。
这里特别说明，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，你就得排在后面，规矩是不能乱的。可能有人要问，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？
那也简单，大家就比资历吧，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，那你就是前辈。如果连资历也相同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，你是正部，我是副部，你还是前辈。如果官级也相同，那就比年龄，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。
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，但论资历和官级，他都要差点儿，只能委屈点儿，排在第六了。
其实，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，要说起来，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，谁让人家进步快呢？这种事情，不能怨天尤人。
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，考虑到排序，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，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，张居正要想接班，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，这还是保底价。
不过幸好，除了论资排辈外，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，比如不斗到死决不罢休的斗争哲学。
徐阶致仕了，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，打好包裹，准备回松江老家。
这在当年，算是一件奇闻。要知道，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，想干多久就干多久，想灭谁就灭谁，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，所谓金盆洗手、急流勇退，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。
然而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，而原因也十分简单——疲惫，以及欣慰。
隆庆二年（1568），徐阶六十六岁，暂住北京，即将退休。
四十八年前，他十八岁，家住松江府华亭县，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，听从了他的教诲：
“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。”
四十五年前，他二十一岁，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。在大明门前，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：
“此子之功名，必不在我辈之下！”
三十八年前，他二十八岁，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，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：
“我从未曾依附于你！”
然后他前途尽毁，家破人亡，被发配蛮荒之地，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。
二十年前，他四十六岁，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，不发一言。
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，报仇雪恨也好，伸张正义也罢，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四年前，他六十二岁，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，他除掉了严嵩，杀死了严嵩的儿子，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、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，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现在，一切又回到了起点。
当年的青年才俊，现在的老年首辅；当年的热血激情，现在的老到深沉。从黑发到白发，从幼稚到成熟，一切都变了，唯一不变的，是志向。
徐阶这一辈子，被人整过，也整过人，干过好事，也干过坏事，但无论何时何地，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。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，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，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，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，我想，这已经足够了。
在为国效力的同时，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，奋发图强地斗，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，也该歇歇了。
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，且唯恐他反悔，当即公布天下，发退休金让他走人，明显有点儿不够意思，但徐阶却并不在意，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，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，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。
张居正，我相信，你会比我做得更好。
除了张居正外，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备感安心。他认为，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。
这个走运的人，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，自打从牢里放出来，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，先是官复原职，很快就升了官，当了大理寺丞（正五品），专管审案，也算发挥特长。
战火中结交，斗争中成长，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，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？
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，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，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，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。
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，不是一个，而是一群。
那群唧唧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，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，说整你就整你，绝不打折扣。于是短短几个月中，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，就是调任，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，基本都被罚了款。
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，高先生最惦记的，还是欧阳一敬。
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，高拱作好了充足的准备，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，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——欧阳兄主动辞职了。
骂神不愧为骂神，骂人厉害，闪人也快，见势不妙，立刻就溜号了。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，过于缺德，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，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对他而言，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，实在是一种遗憾。
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，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，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，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。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。
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，他直接就死掉了。
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，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，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，对一个死了的人，还能怎么整治呢？也就这样吧。
言官们完蛋了，高拱快刀斩乱麻，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，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，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
高拱王者归来之时，在欣喜之余，他也惊奇地发现，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，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，就是赵贞吉。
说起这位赵兄，也算是老面孔，之前他曾多次出场，骂过严嵩，支持过王学，时任礼部尚书，现在入阁，可谓功德圆满了。
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，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，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，热衷于惹麻烦，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，从李春芳到陈以勤，都挨过他的骂，最惨的是张居正，每天都被横眉冷对，心理压力极大。
为什么呢？说到底，还是一个心态问题。
要知道，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（1547）的进士，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的，而赵学士，是嘉靖二十年（1541）。
论资历，他是内阁里最老的。他当官的时候，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。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，却排在最后，连张居正都不如，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，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，那实在是要求太高。
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，张居正翅膀没硬，也不怎么吭声，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，叹息“老子当年”之类的话，也没人敢管。
现在高拱回来了，排在了最后，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，开始找高拱的麻烦。
可实在不巧，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，论资历旗鼓相当，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：混那么多年才入阁，只能说你无能！
斗争形势是复杂的，斗争路线是曲折的，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，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，必须作好充足的准备，找好突破口，才能一举搞定。
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，更是闻名遐迩，万众所向，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、吏部考功司、兵部武选司、兵部武库司。
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，要你升就升；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，要你死就死。这是文官。
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，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，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；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，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，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。
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，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。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，那简直不值一提，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，是应天巡抚。
所谓应天，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无锡以及安徽一部。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，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，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。
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，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，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。他虽然直，却不傻。
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，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，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。
“海阎王就要来了！”
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，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、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：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，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，没等海巡抚到，竟然自动离职逃跑，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，活像刚被劫过的。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，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，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。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，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，浑似乞丐。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，地方上没人管他，本来还想发点儿脾气，再一问，是海瑞要来了。于是他当机立断——不住了，赶紧走！
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，便下了第二道命令——换轿子！（按照规定，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）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。
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，他看到的，已经是一片狼藉，恶霸不见了，地主也不见了，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，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。
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，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，该怎么干还怎么干，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，欢迎大家来告状，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，并告知下属，谁敢借机收钱，我就收拾谁。
告状不要钱！那就不告白不告了，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。
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，人潮汹涌，人声鼎沸，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。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，居然全部接了下来，且全部断完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。
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。然而事实上，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。
所谓刁民，又称流氓无产者，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，赖上就不走，不弄点儿好处决不罢休，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，这种人也不在少数。而海瑞照单全收，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，自己变成了富人，也算是脱贫致富了。
但总体说来，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，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，能帮就帮一把，委屈个把地主，也是难免的。
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。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，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
历史又一次证明，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，终将被所有人背叛，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。
体育就是和平——顾拜旦说的。
贸易也是和平——这是我说的。
但有一点必须说明，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，贸易才能带来和平。边境有王崇古、谭纶、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，谁抢就收拾谁，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否则还是抢劫划算。
对于封贡互市制度，蒙古是一呼百应，极其欢迎，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——明朝的屁股。
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，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，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，给点儿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儿就行了，做生意？做梦！
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，反对派气势汹汹，其主要观点是：东西我大明多得是，但即使送给要饭的，也不能给蒙古人！
这一派带头的，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，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，真可谓是一脉相承。
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、张居正一帮人，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，算是皇帝的秘书，不便公开表态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看朝廷里反对声一片，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，便见风使舵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在我看来，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，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。而这个办法，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，包括：钻空子、绕道走、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。
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，可还没等他说话，张溶就叫嚣起来：
“无论你说什么，我们都绝不同意！”
“没问题，”高拱笑着说道，“如果你们不同意，那我们来表决。”
张溶目瞪口呆，因为事实证明，高拱并没有开玩笑。
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“封贡票决”事件发生了，大家不闹腾了，开始投票。据史料记载，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，经过商议，赞成、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，陆续发言，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。
经皇帝公证，验票统计如下：赞成者合计二十二人，反对者合计二十二人。
这下白闹了，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。
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，皇帝说了不算，内阁说了也不算，在万恶的封建社会，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，实在有负“黑暗专制”的恶名。
当然，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，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，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，实在是另有企图。
根据我的估计，在此之前，他一定曾算过票数，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才提议投票。因为一旦投票不成，事情就会推给皇帝，可是皇帝不会管事，自然就会推给内阁，而内阁，是高拱说了算。
于是一圈绕回来，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。
既然大臣解决不了，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，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，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，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隆庆五年（1571），边境市场正式开放，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，开展贸易活动，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。自朱元璋起，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，此后近百年中，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。
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，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功勋。
高拱！陈大人（指陈以勤）是你赶走的，赵大人（指赵贞吉）是你赶走的，李大人（指李春芳）也是你赶走的，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？！”
高拱当时就懵了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，竟然会当众发飙，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。
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，实诚得有点儿过了头，这位仁兄骂完了人，竟然还不解恨，意犹未尽，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。
反正骂也骂了，索性打他一顿，就算要走，也够本了！
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，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，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，撒腿就跑，殷士儋也穷追不舍：脸已经撕破了，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！
关键时刻，张居正站了出来。他拉住了殷士儋，开始和稀泥：
“万事好商量，你这是又何必呢？”
然而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，而是水泥，一点儿不给面子，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：
“张太岳（张居正号太岳），你少多管闲事，走远点儿！”
老子今天豁出去了，谁敢挡我就灭了谁！
所幸在场的人多，大家缓过劲儿来，一拥而上，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，好歹没出事。
我算了一下，闹事的时候，殷士儋五十六岁，高拱六十岁，张居正最年轻，也四十七岁，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，实在让人钦佩。
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，颇有点儿梁山好汉的意思，敢作敢当，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，就主动提出辞职，回家养老去了。
在高拱看来，这个结果还不错，虽说差点儿被人打，但自己还是赢了，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。
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，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，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，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：
现在你看我不顺眼，又想赶我走！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？！
是啊，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陈大人可以被赶走，那么我也会被赶走——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。
况且，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。
于是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——两个人之中，只能留一个。
而那个人，只能是我。
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，高拱，你必须被毁灭。
张居正打定了主意，准备对他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动手了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先出招的人，竟然是高拱。
其实一直以来，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，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，直到有一天，高拱听到了那个传闻。
对高拱而言，赵贞吉是可恶的，殷士儋是可恶的，但只要他们滚蛋，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徐阶。
对徐大人，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，对方家破人亡之后，他还是不依不饶，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，唯恐他死得太轻松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突然跑来告诉高拱，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，答应拉他一把，帮他儿子免罪。当然了，张居正也没白干，他收了三万两白银。
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，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不久之后的一天，他找到张居正闲聊，突然仰天长叹：
老天爷真不公平啊！”
张居正没有说话，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。
“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，而我一个也没有？”
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高拱确实运气不好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无儿无女，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。
为缓和气氛，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，笑着说了这么一句：
“儿子多，但也不好养活啊！”
好了，要的就是这句话。
“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，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。”高拱微笑着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
张居正慌了，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赌神发咒，说些如果收钱，出门让雷劈死、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，最后搞得声泪俱下，高拱才做了个样子，表示这是有人造谣，我绝对不信。然后双方握手言和，重归于好。
给了他一个教训，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——这是高拱的想法。
必须尽快解决他，再也不能迟疑——这是张居正的决心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，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，可谓是登峰造极了。要换个人，作威作福，前呼后拥，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，顺便搞点儿政绩，身前享大福，身后出小名，这就算齐了。
然而事实告诉我们，张居正不是小名人，是大名人，大得没边，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，只要不是文盲村，基本都听过这人。
之所以有如此成就，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——改革。
什么叫改革？通俗的解释就是，一台机器运行不畅，你琢磨琢磨，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，东敲一把，西碰一下，把这玩意儿整好了，这就叫改革。
看起来不错，但要真干，那就麻烦了，因为历史证明，但凡干这个的，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其结局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改了之后，被人给革了，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什么不怕天变，不怕人怨，最后还是狼狈下台，草草收场。
另一种则更为严重，是改了之后，被人革命了，代表人物是王莽。这位仁兄励精图治，想干点儿事情，可惜过于理想主义，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，命都给革没了。
由此可见，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两个字——利益。你要明白，旧机器虽然破，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，你上去乱敲一气，敲掉哪个部件，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，性格好的，找你要饭吃；性格差的，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。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。
如果把天下比做一台机器，那就大了去了，您随便动一下，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，要闹起来，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。
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，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
然而，张居正动了，明知有压力，明知有危险，还是动了。
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、饿死的饥民、无耻的官员；因为他知道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能靠神仙皇帝；因为他相信，穷人也是人，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
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、官场沉浮之后，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——理想。
在我小时候，一说起张居正，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。拜多年的教育所赐，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，清正廉明，努力干活，还特不讨好，整天被奸人整；搞了一个改革，还没成功，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
一直十几年后，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，也不廉明，拉帮结派，打击异己，那都是家常便饭。要说奸人，那就是个笑话，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，你说谁最奸。
更滑稽的是，不管我左看右看，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，要干的活都干了，要办的事都办了，怎么能算失败？
所以我下面要讲的，是一个既不悲惨、也不阴郁的故事，一个成功的故事。
在张居正之前，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，当然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失败了。
为什么会失败呢？
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，我就不凑热闹了，简单说来一句话：
王安石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；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存在的东西，必有其合理性，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，他痛恨旧制度，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，或许不合理，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。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，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，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，僵化也好，烦琐也罢，但是，有效。
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，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、热火朝天，搞到最后却不能用，所以，白搭。
而张居正就不同了，他很实在。
要知道，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，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，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，解放全中国，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，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，就要人有人，要钱有钱。
相比而言，嘉靖就懒得出奇了，反正全国统一，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，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。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，从小翰林到大学士，他吃过苦头，见过世面，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，壮志凌云，那是绝对谈不上了。
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，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——让自己活，也让别人活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，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；我去改革，大家少贪点儿，各吃各的饭，互不干扰。
改而不革，是为改革。
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。他刚接任首辅，大权在握不久，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——高仪死了。
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，自从高拱被赶走后，便开始寝食不安，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，连他一锅端了，日复一日，心理压力越来越大，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，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。
对高仪的死，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，因为从根子上说，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，却比高拱还要独裁，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，管你老实不老实，死了拉倒。
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，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“四同”的结局：同舟共济——同床异梦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归于尽。
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，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，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，上有皇帝他妈支持，下有无数大臣捧场，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，皇帝可以完全无视，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真皇帝还皇帝，一呼百应，真正实现了团结。
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，敢出声就灭了他，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，这就叫实现团结。
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，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“张居正改革”。
说起改革，总有一大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义等。当年本人深受其害，本着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的精神，就不啰唆了，简单说来，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。
第一件事，叫做一条鞭法。这个名字很不起眼，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，用今天的话说，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。
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，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，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
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，看了头晕也别见怪，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。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，下面说实在的，保证大家都能看懂：
自古以来，国家收税，老百姓交税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，出生入死打江山，多少得有个盼头。
怎么收税，各朝各代都不同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，主要分为三块：
一是田税，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，你种了皇帝的地，自然要交钱。
二是人头税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（都是他的资源），有几个人交几份钱，这是义务。
所以事实证明，越复杂的政策，空子就越多，越难以执行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。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，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，正如那句老话所说：
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，那是能耐。
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，并长期使用，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。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，将人头税归入田赋，才算化三为二（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，换了个说法而已）。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，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，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，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。
社会主义好，这是个实在话。
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，而它的名字，就是此句中的两字——考成。
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——考成法。
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，那很正常，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，那就不正常了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。
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，但他很清楚，制度是次要的，执行是主要的，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，辛勤工作，那是天方夜谭。
所以经过反复思索，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，具体说来就是记账。比如一个知府，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，抄录成册，自己留一份，张居正那里留一份，到了年底一对，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，那就恭喜你了，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。
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，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，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。
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，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，如不照办，一概都照章处理。
按照以往的规律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雄心勃勃一回，烧完之后该干吗就干吗，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，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可他们把牙咬碎，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。
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，真格到了有点儿恶心人的地步。比如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有人反映，赋税实在太难收，你说收十万就十万，遇到歉收，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？
事实证明，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，很快，他就颁布规定，从今以后地方赋税，只要收到一定数量，就算没收全，也可以不处分。
但指标下来了，大家都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个“一定数量”是九成。
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，我能收到九成，还用叫苦吗？然而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，收不收得到，那是你的事；处不处分你，那是我的事。
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，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，运气实在不好，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。更可笑的是，其中有位仁兄，赋税收到了八成八，还是被咔嚓一刀，全部集体降级。
于是从此以后，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，认真干活，兢兢业业，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，那就菩萨保佑了，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。
当然了，考成法能够实施，那还要靠张居正，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，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、贪污伎俩，他都清清楚楚。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，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。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，谁敢跟他玩花样。
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。但并非全部内容，因为事实上，张居正相当狡猾，在那封信中，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，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。这句话很不起眼，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
但必须承认，丰臣秀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。当时的中国，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，思想混乱，组织混乱，吏治腐败，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，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，由于长官吃空额，且无人抓训练，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——除了种田，啥也不会。
用战斗经验丰富、基本不怕死的士兵，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，去进攻政治腐败、喜欢内斗，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稳赢不输。
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——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。
然而，他错了，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，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，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，他也一定会输。
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。
几百年后的1937年，日本人决定全面开战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。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，士兵比中国精锐，武器比中国先进，他们有三菱重工，有零式战斗机，有航空母舰。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，黑社会横行，老百姓大多不认字，还怕死，重工业基本谈不上，飞机能数得出来，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，且人心惶惶，一盘散沙。
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，灭亡中国，三个月足矣。
于是他们打了进来，于是他们打了八年，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。
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。
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忍的民族，毫不夸张。
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，其实大多名不副实。所谓埃及，所谓两河流域，所谓印度，在历史长河里，被人灭掉了N次。雅利安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、莫卧尔人，你来我往，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，文化更是谈不上。
只有中国做到了，虽然有变化、有冲突，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，一直延续了下来。几千年来，无论什么样的困难、什么样的绝境、什么样的强敌，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，历时千年，从来如此。
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、无数劣根性的民族，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、无数先进性的民族。它的潜力，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，也无法计算。
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，仅仅一夜之间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，军阀可以团结一致，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；文盲不识字，却也不做汉奸；怕死的老百姓，有时候也不怕死。
因为所有的一切，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——坚强、勇敢、无所畏惧。
日本人不懂得，所以他们失败了，以前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依然如此。
从来不需要想起，也绝不会忘记，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。
跑到人家的家里，抢了人，放了火，抢了东西，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，还给原先的主人，再告诉他：其实我要的并不多。
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，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。
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，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，又不能拍板，于是他连夜赶回去，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。
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，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，有商有量，和买菜差不多，你说一斤，我要八两，最后九两成交。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儿，但只要谈，还是有成功的可能。
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错了。
因为还没等他开口，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“你去告诉那些倭奴，如果全部撤出朝鲜，回到日本，讲和是可以的（不妨），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，哪怕是一县、一村，都绝不能和！”
完了，既不是半斤，也不是八两，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。
虽然沈惟敬胆子大，敢忽悠，确有过人之处，但事实证明，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，他只是个混混级别。
因为他不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，比如国家、主权以及尊严。
沈惟敬头大了，但让人惊讶的是，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，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。根据多种史料分析，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，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。在不久之后，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。
但在宋应昌看来，目的已经达到，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，已经作好了准备。
低调，是属于弱者的专利，战场上的强者，从来都不需要掩饰。
一、要让对方绝望，必先给他希望，此所谓围师必缺。
二、要攻破城池，最好的攻击点，不是最弱的位置，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。
战争最残酷的地方，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，有多少财产损失，而是它一旦开始，就很难停止。
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，可要真打起来，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，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，全都往死里掐。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，当场掐死了还好，赔款割地，该干吗就干吗。最恶心人的，就是死掐偏掐不死，你能打，我也不差。
但凡遇到这种情况，双方都头疼，要不打吧，死了那么多人，花了那么多钱，这笔账找谁算？更何况，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十一月十九日中午，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。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，史称“露梁海大捷”。
露梁海大捷后，翘首企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，纷纷化整为零，四散奔逃。小西行长不落人后，率残部趁明军不备，乘船偷渡出海，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，余部大部被歼。
至此，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，此战历时七年，最终，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，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七年前，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，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。
活该，死了也该。
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，无论此时，或是三百四十年后，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：
无论何时何地，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，他们或许残暴，或许强大，或许看似不可战胜，但终将被埋葬。
虽然在七年之中，曾有过无数的曲折，遇上许多的困难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因为打赢了。
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，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，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，就是胜利，或失败。
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，这就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
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，十分清楚，但有趣的是，几百年后，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，却十分之不清楚。
具体情况大致如下：日本的史料表示，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，虽然未必光彩（这一点，他们是承认的）。
朝鲜（韩国）的史料则认为，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，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（无奈，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），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，当然是有的，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。
而明朝方面……基本没什么动静。
现象是奇怪的，但原因是简单的，因为在明朝看来，这场战争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。
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，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，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。即使在明代，它也只是“万历三大征”的一部分而已，史料也不算多，除了《万历三大征考》还算是马马虎虎外，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
说起来，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，什么事都有，什么人都出。就规模而言，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，打了七年，从头到尾，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，直到最后一年，才勉强增兵至八万，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，架势并不算大。
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，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，十几万人拉到朝鲜，死光了再填，打到后来，国内农民不够，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，实在是顶不住了。
朝鲜更不用说，被打得束手无策、奄奄一息，差点儿被人给灭了，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，苦难深重，自然印象深刻。
相比而言，日本是拼了老命，朝鲜是差点儿没命，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，派几万人出国，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，就把日本办挺了，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（估计日本也没钱给）。
什么叫强大？这就叫强大。
事实上，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，明朝还调兵十余万，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。在万历同志看来，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（土司），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
基于以上理由，在宣传方面，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，在日本，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，所谓“虎加藤”、“鬼石曼子”一波接一波地吹，从没消停过。
朝鲜方面，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，死后被封公爵，几百年下来，能加的荣誉都加了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义武奋扬，跳梁者，虽强必戮！
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，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十年里，政治得以整顿，经济得到恢复，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。
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，结果就大不相同了，以张居正的实力，只能排第三。
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
从根本上讲，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，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，先装孙子再当爷爷，半斤对八两。但问题在于，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，混出来后就要干事，要实现当年的抱负。
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，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，能干就干，不能干就混。
所以说，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，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。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，政治家要能干，官僚要能混。
张居正政务干得好，且老奸巨猾，工于心计，一路做到首辅，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，死后被抄全家，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，所以只能排第三。
明代三百年中，在这行里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，混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，当属张居正的老师，徐阶。
混迹朝廷四十多年，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（庶吉士），骂过首辅（张璁），发配地方挂职（延平推官），好不容易回来，靠山又没了（夏言），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，无怨无悔，看准时机，一锤定音，搞定（严嵩）。
上台之后，打击有威胁的人（高拱），提拔有希望的人（张居正），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，事情都安排好了，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，活到了八十一岁，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，如此人精，排第一是众望所归。
而排第二的，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：申时行。
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，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，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，但事实上，在官僚这行里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，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。
无人知晓，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
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，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具体点讲，是身世不清，父母姓甚名谁，家族何地，史料上一点儿没有，据说连户口都缺，基本属于黑户。
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，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，讲了啥，他都要记下来，比如他留下的《召对录》，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
此外，他也喜欢写文章，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
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，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对于自己的身世，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。
自古以来，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，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，又没胆跳出来，在家做几个假人，骂骂出出气，是纯粹的阿Q精神。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（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，有多种形式，如“打小人”），而以郑贵妃的智商，正好符合这个档次，说她真干，我倒也信。
但问题在于，她干没干并不重要，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，也扎不死人，真正重要的是，这件事不能查，也不能有真相。
追查此事，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，但事实上，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。
原因很简单，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，只要没有什么大事，到时自然接班，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，闹了十几年，早没用了。
但如若将此事搞大，再惊动皇帝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对太子只好坏处，没有好处。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，只有一件事情——等待。
我不敢说。”
不敢说的意思，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说，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“我不敢说。”
不敢说的意思，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不说，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，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，然后他手持那碗饭，听到了事实的真相：
“我叫张差，是蓟州人，小名张五儿，父亲已去世。”
“有一天，有两个熟人找到我，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（即太监），老公公对我说，你跟我去办件事，事成后给你几亩地，保你衣食无忧。”
“于是我就跟他走，初四（即五月四日）到了京城，到了一所宅子里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。”
“他对我说，你只管往里走，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，打死了，我们能救你。”
“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，带我进了宫，我就往里走，打倒了一个公公，然后被抓住了。”
王之寀惊呆了。
他没有想到，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，这的的确确，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。
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，眼前这位仁兄，虽说不是疯子，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，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，也不是职业杀手，最多最多，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。
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，听起来，似乎是群众推荐，太监使用，顺手就带到京城，既没给美女，也没给钱，连星级宾馆都没住，一点实惠没看到，就答应去打人，这种傻帽你上哪去找？
再说凶器，一般说来，刺杀大人物，应该要用高级玩意，当年荆轲刺秦，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，据说是一碰就死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杀个老百姓，多少也得找把短刀，可这位兄弟进宫时，别说那些高级玩意，菜刀都没一把，拿根木棍就打，算是怎么回事。
从头到尾，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，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，王之寀不敢怠慢，立即上报万历。
可是奏疏送上去后，却没有丝毫回音，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，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，四处散发，本人也四处鼓捣，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。
自然经济，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。
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，一个政治纷乱，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然而这个世界，终究被毁灭了。
打仗，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，排兵布阵，这叫洗牌，掷色子，就是开打，战况多变，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，而要想赢牌，一靠技术，二靠运气。
靠死运气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福将。
靠死里打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悍将。
李成梁，应该是福将加悍将。
隆庆四年（1570），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，却没人办交接手续，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，是被蒙古人干掉的。
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，闹事的部落很多，要全列出来，估计得上百字，大致说来，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：
蒙古方面：插汉部，首领土蛮。泰宁部，首领速巴亥。朵颜部，首领董狐狸。
女真方面：建州女真，王杲部。海西女真，叶赫部、哈达部，首领清佳努、孟格部禄。
这些名字很难记，也全都不用记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。
以上这些人中，最不消停的，是土蛮。他的部落最大，人最多，有十几万人，比较团结，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，每次抢的时候，都是漫天烟尘，铺天盖地，明军看到就跑，压根无法抵挡。
所以李成梁来后，第一个要打的，就是这只出头鸟。
自从李大人出马后，土蛮就从没舒坦过。从万历元年起，李成梁大战五次，小战二十余次，基本算是年年打，月月打。
总打仗不奇怪，奇怪的是，李成梁每次都打赢。
其实他的兵力很少，也就一两万人，之所以每战必胜，大致有两个原因：首先是技术问题，他属下的辽东铁骑，每人配发三眼火铳，对方用刀，他用火枪，明明白白就欺负你。
其次是战术问题，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，还喜欢玩阴招，对手来袭时，准备大堆财物，摆在外面，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，他就发动攻击。此外，他还不守合同，经常偷袭对手，靠这两大优势，十年之内，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，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。
看到这段史料，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，不禁感叹：家庭教育，是很重要的。
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，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，发出了这样的感叹：
他们不懂军事，却很彪悍，不懂权谋，却很狡猾。
这句简单的话，蕴藏着深厚的哲理。
很多人说过，最好的老师，不是特级教师，不是名牌学校，而是兴趣。
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答案是错误的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优秀的老师，是生存。
为了一块土地，为了一座房子，为了一块肉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，熟悉杀戮的技巧、掌握抢劫的诀窍，无须催促、无须劝说，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懂得生存，懂得如何去生存。
生存很困难，所以为了生存，必须更加狡诈、必须更加残暴。
所以在抚顺战役中，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，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，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。
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四月十五日，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。
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，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。
这个消息的内容是，明天，女真部落三千人，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。
抚顺守将欣然应允，承诺打开城门，迎接商队的到来。
第二天（十五日）早晨，商队来了，抚顺打开了城门，百姓商贩走出城外，准备交易。
然后，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——屠刀。
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，商队变成了军队，很明显，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。
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，精锐的八旗骑兵，在“商队”的帮助下，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。
守城明军反应很快，开始组织抵抗，然而没过多久，抵抗就停止了，城内一片平静。
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，努尔哈赤并不惊讶，因为这一切，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
到了清河，也不开打，又是老把戏，先派奸细，打扮成商贩进了城，然后发动进攻，里应外合，清河人少势孤，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。
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，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，有钱、有奴隶、有粮食，空白填补了，粮食保证了，矛盾缓和了。
但他留下的，是一片彻底的白地，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，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，痛苦、无助。
无论什么角度、什么立场、什么观点、什么利益、什么目的、什么动机、什么想法、什么情感、什么理念、都应该承认一点，至少一点：
这是抢掠，是自私、无情、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。
〖征服的荣光背后，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。
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
我只能说，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，我想了很久，很久，却是很久，很久，也想不出来。
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，之前二十多年，似乎干得也不错，你说他软弱吧，他还搞了三大征，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，你说他不理朝政吧，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？
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，一个勤于政务的人，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，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，一个终生未出京城，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，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于是，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，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经历残酷的斗争，无休止的吵闹，无数无效的抗争，无数无奈的妥协后，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，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大致如此吧。
明神宗朱翊钧，万历四十八年逝世，年五十八。
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，他还不够勇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