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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皇帝是不好干的,国家是不好管的,而我是不行的,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,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。

  2. 至此内阁已有六人,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,次辅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、陈以勤、张居正。
     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,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。
      在明代,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,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,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。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?很简单,等前辈都死光了,你就能当前辈了。
      这里特别说明,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,你就得排在后面,规矩是不能乱的。可能有人要问,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?
      那也简单,大家就比资历吧,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,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,那你就是前辈。如果连资历也相同,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,你是正部,我是副部,你还是前辈。如果官级也相同,那就比年龄,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。
     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,但论资历和官级,他都要差点儿,只能委屈点儿,排在第六了。
      其实,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,要说起来,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,谁让人家进步快呢?这种事情,不能怨天尤人。
     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,考虑到排序,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,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,张居正要想接班,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,这还是保底价。
      不过幸好,除了论资排辈外,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,比如不斗到死决不罢休的斗争哲学。

  3. 徐阶致仕了,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,打好包裹,准备回松江老家。
      这在当年,算是一件奇闻。要知道,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,想干多久就干多久,想灭谁就灭谁,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,所谓金盆洗手、急流勇退,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。
      然而,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,而原因也十分简单——疲惫,以及欣慰。
      隆庆二年(1568),徐阶六十六岁,暂住北京,即将退休。
      四十八年前,他十八岁,家住松江府华亭县,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,听从了他的教诲:
      “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。”
      四十五年前,他二十一岁,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。在大明门前,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,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:
      “此子之功名,必不在我辈之下!”
      三十八年前,他二十八岁,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,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:
      “我从未曾依附于你!”
      然后他前途尽毁,家破人亡,被发配蛮荒之地,在那里,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。
      二十年前,他四十六岁,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,不发一言。
     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,报仇雪恨也好,伸张正义也罢,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      四年前,他六十二岁,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,他除掉了严嵩,杀死了严嵩的儿子,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、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,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
      现在,一切又回到了起点。
      当年的青年才俊,现在的老年首辅;当年的热血激情,现在的老到深沉。从黑发到白发,从幼稚到成熟,一切都变了,唯一不变的,是志向。
      徐阶这一辈子,被人整过,也整过人,干过好事,也干过坏事,但无论何时何地,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。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,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,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,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,我想,这已经足够了。
     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,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。这么多年来,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,奋发图强地斗,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,也该歇歇了。
     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,且唯恐他反悔,当即公布天下,发退休金让他走人,明显有点儿不够意思,但徐阶却并不在意,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,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,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。
      张居正,我相信,你会比我做得更好。
      除了张居正外,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备感安心。他认为,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。
      这个走运的人,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,自打从牢里放出来,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,先是官复原职,很快就升了官,当了大理寺丞(正五品),专管审案,也算发挥特长。

  4. 战火中结交,斗争中成长,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,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?
     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,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,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,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。
     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,不是一个,而是一群。
      那群唧唧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,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,说整你就整你,绝不打折扣。于是短短几个月中,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,就是调任,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,基本都被罚了款。
     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,高先生最惦记的,还是欧阳一敬。
     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,高拱作好了充足的准备,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,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——欧阳兄主动辞职了。
      骂神不愧为骂神,骂人厉害,闪人也快,见势不妙,立刻就溜号了。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,过于缺德,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,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地死了。对他而言,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,实在是一种遗憾。
     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,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,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,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。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,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。
     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,他直接就死掉了。
     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,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,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,对一个死了的人,还能怎么整治呢?也就这样吧。
      言官们完蛋了,高拱快刀斩乱麻,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,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,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
     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,在欣喜之余,他也惊奇地发现,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,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,就是赵贞吉。
      说起这位赵兄,也算是老面孔,之前他曾多次出场,骂过严嵩,支持过王学,时任礼部尚书,现在入阁,可谓功德圆满了。
     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,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,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,热衷于惹麻烦,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,从李春芳到陈以勤,都挨过他的骂,最惨的是张居正,每天都被横眉冷对,心理压力极大。
      为什么呢?说到底,还是一个心态问题。
      要知道,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(1547)的进士,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(1544)的,而赵学士,是嘉靖二十年(1541)。
      论资历,他是内阁里最老的。他当官的时候,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。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,却排在最后,连张居正都不如,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,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,那实在是要求太高。
     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,张居正翅膀没硬,也不怎么吭声,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,叹息“老子当年”之类的话,也没人敢管。
      现在高拱回来了,排在了最后,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,开始找高拱的麻烦。
      可实在不巧,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,论资历旗鼓相当,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:混那么多年才入阁,只能说你无能!

  5.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,斗争路线是曲折的,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,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,必须作好充足的准备,找好突破口,才能一举搞定。

  6. 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,更是闻名遐迩,万众所向,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、吏部考功司、兵部武选司、兵部武库司。
     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,要你升就升;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,要你死就死。这是文官。
     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,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,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;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,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,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。
     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,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。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,那简直不值一提,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,是应天巡抚。
      所谓应天,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、苏州、常州、镇江、松江、无锡以及安徽一部。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,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,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。
     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,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,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。他虽然直,却不傻。
     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,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,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。
      “海阎王就要来了!”
     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,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、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: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,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,惶惶不可终日。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,没等海巡抚到,竟然自动离职逃跑,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,活像刚被劫过的。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,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,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。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,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,浑似乞丐。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,地方上没人管他,本来还想发点儿脾气,再一问,是海瑞要来了。于是他当机立断——不住了,赶紧走!
     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,便下了第二道命令——换轿子!(按照规定,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)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。
     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,他看到的,已经是一片狼藉,恶霸不见了,地主也不见了,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,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。
     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,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,该怎么干还怎么干,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,欢迎大家来告状,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,并告知下属,谁敢借机收钱,我就收拾谁。
      告状不要钱!那就不告白不告了,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。
      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,人潮汹涌,人声鼎沸,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。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,居然全部接了下来,且全部断完,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。
     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。然而事实上,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,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。
      所谓刁民,又称流氓无产者,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,赖上就不走,不弄点儿好处决不罢休,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,这种人也不在少数。而海瑞照单全收,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,自己变成了富人,也算是脱贫致富了。
      但总体说来,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,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,能帮就帮一把,委屈个把地主,也是难免的。

  7.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。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,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
      历史又一次证明,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,终将被所有人背叛,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。

  8. 体育就是和平——顾拜旦说的。
      贸易也是和平——这是我说的。
      但有一点必须说明,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,贸易才能带来和平。边境有王崇古、谭纶、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,谁抢就收拾谁,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,否则还是抢劫划算。
     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,蒙古是一呼百应,极其欢迎,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——明朝的屁股。
     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,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,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,给点儿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儿就行了,做生意?做梦!
     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,反对派气势汹汹,其主要观点是:东西我大明多得是,但即使送给要饭的,也不能给蒙古人!
      这一派带头的,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,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,真可谓是一脉相承。
     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、张居正一帮人,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,算是皇帝的秘书,不便公开表态。他是个聪明人,一看朝廷里反对声一片,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,便见风使舵,想出了一个办法。
      在我看来,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,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。而这个办法,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,包括:钻空子、绕道走、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。
     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,可还没等他说话,张溶就叫嚣起来:
      “无论你说什么,我们都绝不同意!”
      “没问题,”高拱笑着说道,“如果你们不同意,那我们来表决。”
      张溶目瞪口呆,因为事实证明,高拱并没有开玩笑。
     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“封贡票决”事件发生了,大家不闹腾了,开始投票。据史料记载,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,经过商议,赞成、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,陆续发言,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。
      经皇帝公证,验票统计如下:赞成者合计二十二人,反对者合计二十二人。
      这下白闹了,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。
     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,皇帝说了不算,内阁说了也不算,在万恶的封建社会,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,实在有负“黑暗专制”的恶名。
      当然,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,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,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,实在是另有企图。
      根据我的估计,在此之前,他一定曾算过票数,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,所以才提议投票。因为一旦投票不成,事情就会推给皇帝,可是皇帝不会管事,自然就会推给内阁,而内阁,是高拱说了算。
      于是一圈绕回来,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,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。
     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,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,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,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,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      隆庆五年(1571),边境市场正式开放,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,开展贸易活动,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。自朱元璋起,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,此后近百年中,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。
     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,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功勋。

  9. 高拱!陈大人(指陈以勤)是你赶走的,赵大人(指赵贞吉)是你赶走的,李大人(指李春芳)也是你赶走的,现在你看我不顺眼,又想赶我走!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?!”
      高拱当时就懵了。他万万没想到,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,竟然会当众发飙,一时反应不过来,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。
     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,实诚得有点儿过了头,这位仁兄骂完了人,竟然还不解恨,意犹未尽,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。
      反正骂也骂了,索性打他一顿,就算要走,也够本了!
     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,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,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,撒腿就跑,殷士儋也穷追不舍:脸已经撕破了,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!
      关键时刻,张居正站了出来。他拉住了殷士儋,开始和稀泥:
      “万事好商量,你这是又何必呢?”
      然而,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,而是水泥,一点儿不给面子,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:
      “张太岳(张居正号太岳),你少多管闲事,走远点儿!”
     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,谁敢挡我就灭了谁!
      所幸在场的人多,大家缓过劲儿来,一拥而上,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,好歹没出事。
      我算了一下,闹事的时候,殷士儋五十六岁,高拱六十岁,张居正最年轻,也四十七岁,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,实在让人钦佩。
     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,颇有点儿梁山好汉的意思,敢作敢当,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,就主动提出辞职,回家养老去了。
      在高拱看来,这个结果还不错,虽说差点儿被人打,但自己还是赢了,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。
     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,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,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,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:
     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,又想赶我走!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?!
      是啊,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,陈大人可以被赶走,那么我也会被赶走——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。
      况且,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。
      于是,从那一天开始,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——两个人之中,只能留一个。
      而那个人,只能是我。
     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,高拱,你必须被毁灭。
     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,准备对他的老朋友、老同事动手了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,先出招的人,竟然是高拱。
      其实一直以来,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,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,直到有一天,高拱听到了那个传闻。
      对高拱而言,赵贞吉是可恶的,殷士儋是可恶的,但只要他们滚蛋,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,只有一个人除外——徐阶。
      对徐大人,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,对方家破人亡之后,他还是不依不饶,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,唯恐他死得太轻松。
      就在这个时候,有人突然跑来告诉高拱,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,答应拉他一把,帮他儿子免罪。当然了,张居正也没白干,他收了三万两白银。
     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,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,去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   不久之后的一天,他找到张居正闲聊,突然仰天长叹:
   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!”
      张居正没有说话,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。
      “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,而我一个也没有?”
     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高拱确实运气不好,六十多岁的人了,无儿无女,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。
      为缓和气氛,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,笑着说了这么一句:
      “儿子多,但也不好养活啊!”
      好了,要的就是这句话。
      “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,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。”高拱微笑着,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
      张居正慌了,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赌神发咒,说些如果收钱,出门让雷劈死、生儿子没屁眼之类的话,最后搞得声泪俱下,高拱才做了个样子,表示这是有人造谣,我绝对不信。然后双方握手言和,重归于好。
      给了他一个教训,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——这是高拱的想法。
      必须尽快解决他,再也不能迟疑——这是张居正的决心。

  10. 纵观中国历史,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,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,可谓是登峰造极了。要换个人,作威作福,前呼后拥,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,顺便搞点儿政绩,身前享大福,身后出小名,这就算齐了。
     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,张居正不是小名人,是大名人,大得没边,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,只要不是文盲村,基本都听过这人。
     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,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——改革。
      什么叫改革?通俗的解释就是,一台机器运行不畅,你琢磨琢磨,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,东敲一把,西碰一下,把这玩意儿整好了,这就叫改革。
      看起来不错,但要真干,那就麻烦了,因为历史证明,但凡干这个的,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其结局不外乎两种:一种是改了之后,被人给革了,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,辛辛苦苦几十年,什么不怕天变,不怕人怨,最后还是狼狈下台,草草收场。
     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,是改了之后,被人革命了,代表人物是王莽。这位仁兄励精图治,想干点儿事情,可惜过于理想主义,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,命都给革没了。
      由此可见,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,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两个字——利益。你要明白,旧机器虽然破,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,你上去乱敲一气,敲掉哪个部件,没准儿就砸了谁的饭碗,性格好的,找你要饭吃;性格差的,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。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。
      如果把天下比做一台机器,那就大了去了,您随便动一下,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,要闹起来,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。
     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儿,动这玩意儿的人都不怎么正常。
      然而,张居正动了,明知有压力,明知有危险,还是动了。
     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、饿死的饥民、无耻的官员;因为他知道,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也不能靠神仙皇帝;因为他相信,穷人也是人,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。
     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钩心斗角、官场沉浮之后,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——理想。
      在我小时候,一说起张居正,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。拜多年的教育所赐,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,是天字第一号苦人,清正廉明,努力干活,还特不讨好,整天被奸人整;搞了一个改革,还没成功,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。
      一直十几年后,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。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,也不廉明,拉帮结派,打击异己,那都是家常便饭。要说奸人,那就是个笑话,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,你说谁最奸。
      更滑稽的是,不管我左看右看,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,要干的活都干了,要办的事都办了,怎么能算失败?
     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,是一个既不悲惨、也不阴郁的故事,一个成功的故事。
      在张居正之前,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,当然,大家都知道,他失败了。
      为什么会失败呢?
     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,我就不凑热闹了,简单说来一句话:
     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,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;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。

  11. 在这个世界上,所有存在的东西,必有其合理性,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。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,他痛恨旧制度,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。但他不知道的是,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,或许不合理,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。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,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,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,僵化也好,烦琐也罢,但是,有效。
     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,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、热火朝天,搞到最后却不能用,所以,白搭。
     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,他很实在。
      要知道,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,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,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,解放全中国,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,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,就要人有人,要钱有钱。
      相比而言,嘉靖就懒得出奇了,反正全国统一,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,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。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,从小翰林到大学士,他吃过苦头,见过世面,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,壮志凌云,那是绝对谈不上了。
     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,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——让自己活,也让别人活。具体说来,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,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;我去改革,大家少贪点儿,各吃各的饭,互不干扰。
      改而不革,是为改革。
     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。他刚接任首辅,大权在握不久,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——高仪死了。
     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,自从高拱被赶走后,便开始寝食不安,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,连他一锅端了,日复一日,心理压力越来越大,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,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。
      对高仪的死,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,因为从根子上说,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,却比高拱还要独裁,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,管你老实不老实,死了拉倒。
     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,因为在中国历史上,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“四同”的结局:同舟共济——同床异梦——同室操戈——同归于尽。
     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,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,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,上有皇帝他妈支持,下有无数大臣捧场,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,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,皇帝可以完全无视,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比真皇帝还皇帝,一呼百应,真正实现了团结。
     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,敢出声就灭了他,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,这就叫实现团结。
     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,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“张居正改革”。
      说起改革,总有一大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以及背景、意义等。当年本人深受其害,本着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的精神,就不啰唆了,简单说来,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。
      第一件事,叫做一条鞭法。这个名字很不起眼,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,用今天的话说,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。
     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,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,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。
     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,看了头晕也别见怪,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。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,下面说实在的,保证大家都能看懂:
      自古以来,国家收税,老百姓交税,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,出生入死打江山,多少得有个盼头。
      怎么收税,各朝各代都不同,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,主要分为三块:
      一是田税,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,你种了皇帝的地,自然要交钱。
      二是人头税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(都是他的资源),有几个人交几份钱,这是义务。

  12. 所以事实证明,越复杂的政策,空子就越多,越难以执行,王安石就大体如此。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,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,正如那句老话所说:
     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,那是能耐。
     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,并长期使用,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。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,将人头税归入田赋,才算化三为二(实际上一点儿都没减,换了个说法而已)。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,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,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,前几年也终于得以停征。
      社会主义好,这是个实在话。

  13.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,而它的名字,就是此句中的两字——考成。
     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——考成法。
     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,那很正常,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,那就不正常了,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,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。
     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,但他很清楚,制度是次要的,执行是主要的,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现,辛勤工作,那是天方夜谭。
     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,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,具体说来就是记账。比如一个知府,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,抄录成册,自己留一份,张居正那里留一份,到了年底一对,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,那就恭喜你了,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。
     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,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,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。
     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,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,如不照办,一概都照章处理。
      按照以往的规律,新官上任三把火,雄心勃勃一回,烧完之后该干吗就干吗,所以有些官员也不在意,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。可他们把牙咬碎,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。
     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,真格到了有点儿恶心人的地步。比如万历三年(1575),有人反映,赋税实在太难收,你说收十万就十万,遇到歉收,你让我去哪儿淘银子?
      事实证明,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,很快,他就颁布规定,从今以后地方赋税,只要收到一定数量,就算没收全,也可以不处分。
      但指标下来了,大家都高兴不起来,因为这个“一定数量”是九成。
     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,我能收到九成,还用叫苦吗?然而,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,收不收得到,那是你的事;处不处分你,那是我的事。
     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,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,运气实在不好,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。更可笑的是,其中有位仁兄,赋税收到了八成八,还是被咔嚓一刀,全部集体降级。
      于是从此以后,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,认真干活,兢兢业业,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,那就菩萨保佑了,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。
      当然了,考成法能够实施,那还要靠张居正,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,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、贪污伎俩,他都清清楚楚。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,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。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,谁敢跟他玩花样。
     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。但并非全部内容,因为事实上,张居正相当狡猾,在那封信中,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,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。这句话很不起眼,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。

  14. 但必须承认,丰臣秀吉对中国形势的判断大致是正确的。当时的中国,已经没有开国时期的朝气,思想混乱,组织混乱,吏治腐败,除了几支戚家军那样的模范军队,其余的所谓卫所部队,由于长官吃空额,且无人抓训练,基本都变成了农民部队——除了种田,啥也不会。
      用战斗经验丰富、基本不怕死的士兵,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,去进攻政治腐败、喜欢内斗,且多年不打大仗的明朝,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是稳赢不输。
      所以丰臣秀吉很乐观——实在没有悲观的理由。
      然而,他错了,即使他运用经济学原理,把明朝的各种情况输入电脑,用模型公式证明自己必定能赢,他也一定会输。
      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。
      几百年后的1937年,日本人决定全面开战,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输。当时的日本比中国有钱,士兵比中国精锐,武器比中国先进,他们有三菱重工,有零式战斗机,有航空母舰。而中国内地四处是军阀混战,黑社会横行,老百姓大多不认字,还怕死,重工业基本谈不上,飞机能数得出来,几条破船在长江里晃来晃去,且人心惶惶,一盘散沙。
      所以他们告诉全世界,灭亡中国,三个月足矣。
      于是他们打了进来,于是他们打了八年,于是他们输掉了战争。
      因为他们不懂得中国人。
      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坚忍的民族,毫不夸张。
      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,其实大多名不副实。所谓埃及,所谓两河流域,所谓印度,在历史长河里,被人灭掉了N次。雅利安人、犹太人、阿拉伯人、莫卧尔人,你来我往,早就不是原来那套人马了,文化更是谈不上。
      只有中国做到了,虽然有变化、有冲突,但我们的文化和民族主体,一直延续了下来。几千年来,无论什么样的困难、什么样的绝境、什么样的强敌,从没有人能真正地征服我们,历时千年,从来如此。
      这是一个有着无数缺点、无数劣根性的民族,却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优点、无数先进性的民族。它的潜力,统计学和经济学计算不出,也无法计算。
     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才惊讶地发现,仅仅一夜之间,所有的一切都变了,军阀可以团结一致,黑社会也可以洁身自好;文盲不识字,却也不做汉奸;怕死的老百姓,有时候也不怕死。
      因为所有的一切,都已经牢牢地刻入了我们的骨髓——坚强、勇敢、无所畏惧。
      日本人不懂得,所以他们失败了,以前如此,现在如此,将来依然如此。
      从来不需要想起,也绝不会忘记,这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天赋。

  15. 跑到人家的家里,抢了人,放了火,抢了东西,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,还给原先的主人,再告诉他:其实我要的并不多。
     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,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。
     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,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,又不能拍板,于是他连夜赶回去,通报了日军的和平条件。
     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,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,有商有量,和买菜差不多,你说一斤,我要八两,最后九两成交。虽然日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儿,但只要谈,还是有成功的可能。
     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错了。
     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,宋侍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:
      “你去告诉那些倭奴,如果全部撤出朝鲜,回到日本,讲和是可以的(不妨),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,哪怕是一县、一村,都绝不能和!”
      完了,既不是半斤,也不是八两,原来人家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给钱。
     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,敢忽悠,确有过人之处,但事实证明,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,他只是个混混级别。
      因为他不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,比如国家、主权以及尊严。
      沈惟敬头大了,但让人惊讶的是,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,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结。根据多种史料分析,这位仁兄似乎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,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。在不久之后,我们还将看到他的身影。
      但在宋应昌看来,目的已经达到,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,已经作好了准备。

  16. 低调,是属于弱者的专利,战场上的强者,从来都不需要掩饰。

  17. 一、要让对方绝望,必先给他希望,此所谓围师必缺。
      二、要攻破城池,最好的攻击点,不是最弱的位置,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。

  18. 战争最残酷的地方,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,有多少财产损失,而是它一旦开始,就很难停止。
      开打前可以随便嚷嚷,可要真打起来,那就痛苦了。双方各出奇谋,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,全都往死里掐。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,当场掐死了还好,赔款割地,该干吗就干吗。最恶心人的,就是死掐偏掐不死,你能打,我也不差。
      但凡遇到这种情况,双方都头疼,要不打吧,死了那么多人,花了那么多钱,这笔账找谁算?更何况,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

  19. 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十一月十九日中午,历时一天半的露梁海大战正式结束。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,史称“露梁海大捷”。
      露梁海大捷后,翘首企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,纷纷化整为零,四散奔逃。小西行长不落人后,率残部趁明军不备,乘船偷渡出海,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,余部大部被歼。
      至此,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,此战历时七年,最终,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,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
      七年前,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,最终浇到丰臣秀吉的坟头上。
      活该,死了也该。
      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,无论此时,或是三百四十年后,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:
      无论何时何地,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,他们或许残暴,或许强大,或许看似不可战胜,但终将被埋葬。

  20. 虽然在七年之中,曾有过无数的曲折,遇上许多的困难,付出了相当的代价,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      因为打赢了。
      所谓正义、邪恶、侵略、暴行,大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,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,就是胜利,或失败。
      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,这就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。
      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大致如此,十分清楚,但有趣的是,几百年后,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,却十分之不清楚。
      具体情况大致如下:日本的史料表示,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,虽然未必光彩(这一点,他们是承认的)。
      朝鲜(韩国)的史料则认为,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,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(无奈,政府军的表现实在太差),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,当然是有的,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。
      而明朝方面……基本没什么动静。
      现象是奇怪的,但原因是简单的,因为在明朝看来,这场战争,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。
     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,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,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事出了名。即使在明代,它也只是“万历三大征”的一部分而已,史料也不算多,除了《万历三大征考》还算是马马虎虎外,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中找。
      说起来,也只能怪我国地大物博,什么事都有,什么人都出。就规模而言,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,打了七年,从头到尾,明军的总人数不过四万左右,直到最后一年,才勉强增兵至八万,且打两个月就收了场,架势并不算大。
      而日本为了打这场仗,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,十几万人拉到朝鲜,死光了再填,打到后来,国内农民不够,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,实在是顶不住了。
      朝鲜更不用说,被打得束手无策、奄奄一息,差点儿被人给灭了,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,苦难深重,自然印象深刻。
      相比而言,日本是拼了老命,朝鲜是差点儿没命,而明朝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,派几万人出国,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,就把日本办挺了,事后连战争赔款都没要(估计日本也没钱给)。
      什么叫强大?这就叫强大。
      事实上,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,明朝还调兵十余万,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。在万历同志看来,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(土司),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。
      基于以上理由,在宣传方面,明朝也是相当落后。战争结束后,在日本,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、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,所谓“虎加藤”、“鬼石曼子”一波接一波地吹,从没消停过。
      朝鲜方面,货真价实的李舜臣自不必说,死后被封公爵,几百年下来,能加的荣誉都加了,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。

  21.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,排行榜第一名非张居正莫属。在他当政的十年里,政治得以整顿,经济得到恢复,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。
     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,结果就大不相同了,以张居正的实力,只能排第三。
     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。
      从根本上讲,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,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,先装孙子再当爷爷,半斤对八两。但问题在于,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,混出来后就要干事,要实现当年的抱负。
     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,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,能干就干,不能干就混。
      所以说,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,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。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,政治家要能干,官僚要能混。
     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,且老奸巨猾,工于心计,一路做到首辅,混得也还不错。但他死节不保,死后被抄全家,差点被人刨出来示众,所以只能排第三。
      明代三百年中,在这行里,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,混到惊天地、泣鬼神的,当属张居正的老师,徐阶。
     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,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(庶吉士),骂过首辅(张璁),发配地方挂职(延平推官),好不容易回来,靠山又没了(夏言),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,无怨无悔,看准时机,一锤定音,搞定(严嵩)。
      上台之后,打击有威胁的人(高拱),提拔有希望的人(张居正),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,事情都安排好了,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,活到了八十一岁,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,如此人精,排第一是众望所归。
      而排第二的,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:申时行。
     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,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,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,但事实上,在官僚这行里,他是一位身负绝学,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。
      无人知晓,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。
     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,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,具体点讲,是身世不清,父母姓甚名谁,家族何地,史料上一点儿没有,据说连户口都缺,基本属于黑户。
     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,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,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,讲了啥,他都要记下来,比如他留下的《召对录》,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。
      此外,他也喜欢写文章,并有文集流传后世。
     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,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。然而奇怪的是,对于自己的身世,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。

  22. 自古以来,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,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,又没胆跳出来,在家做几个假人,骂骂出出气,是纯粹的阿Q精神。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(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,有多种形式,如“打小人”),而以郑贵妃的智商,正好符合这个档次,说她真干,我倒也信。
      但问题在于,她干没干并不重要,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,也扎不死人,真正重要的是,这件事不能查,也不能有真相。
      追查此事,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,但事实上,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。
      原因很简单,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,只要没有什么大事,到时自然接班,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,闹了十几年,早没用了。
     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,再惊动皇帝,无论结果如何,对太子只好坏处,没有好处。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,只有一件事情——等待。

  23. 我不敢说。”
      不敢说的意思,不是不知道,也不是不说,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
  24. “我不敢说。”
      不敢说的意思,不是不知道,也不是不说,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。
     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,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,然后他手持那碗饭,听到了事实的真相:
      “我叫张差,是蓟州人,小名张五儿,父亲已去世。”
      “有一天,有两个熟人找到我,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(即太监),老公公对我说,你跟我去办件事,事成后给你几亩地,保你衣食无忧。”
      “于是我就跟他走,初四(即五月四日)到了京城,到了一所宅子里,遇见另一个老公公。”
      “他对我说,你只管往里走,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,打死了,我们能救你。”
      “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,带我进了宫,我就往里走,打倒了一个公公,然后被抓住了。”
      王之寀惊呆了。
      他没有想到,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,这的的确确,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。
     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,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,眼前这位仁兄,虽说不是疯子,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,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,也不是职业杀手,最多最多,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。
     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,听起来,似乎是群众推荐,太监使用,顺手就带到京城,既没给美女,也没给钱,连星级宾馆都没住,一点实惠没看到,就答应去打人,这种傻帽你上哪去找?
      再说凶器,一般说来,刺杀大人物,应该要用高级玩意,当年荆轲刺秦,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,据说是一碰就死,退一万步讲,就算是杀个老百姓,多少也得找把短刀,可这位兄弟进宫时,别说那些高级玩意,菜刀都没一把,拿根木棍就打,算是怎么回事。
      从头到尾,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,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,王之寀不敢怠慢,立即上报万历。
     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,却没有丝毫回音,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     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,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,四处散发,本人也四处鼓捣,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。

  25. 自然经济,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。
      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,一个政治纷乱,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
      然而这个世界,终究被毁灭了。

  26. 打仗,实际上和打麻将差不多,排兵布阵,这叫洗牌,掷色子,就是开打,战况多变,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,而要想赢牌,一靠技术,二靠运气。
      靠死运气,怎么打怎么赢,所谓福将。
      靠死里打,怎么打怎么赢,所谓悍将。
      李成梁,应该是福将加悍将。
      隆庆四年(1570),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,却没人办交接手续,因为前任总兵王首道,是被蒙古人干掉的。
      当时辽东的形势很乱,闹事的部落很多,要全列出来,估计得上百字,大致说来,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:
      蒙古方面:插汉部,首领土蛮。泰宁部,首领速巴亥。朵颜部,首领董狐狸。
      女真方面:建州女真,王杲部。海西女真,叶赫部、哈达部,首领清佳努、孟格部禄。
      这些名字很难记,也全都不用记,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。
      以上这些人中,最不消停的,是土蛮。他的部落最大,人最多,有十几万人,比较团结,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,每次抢的时候,都是漫天烟尘,铺天盖地,明军看到就跑,压根无法抵挡。
      所以李成梁来后,第一个要打的,就是这只出头鸟。
      自从李大人出马后,土蛮就从没舒坦过。从万历元年起,李成梁大战五次,小战二十余次,基本算是年年打,月月打。
      总打仗不奇怪,奇怪的是,李成梁每次都打赢。
      其实他的兵力很少,也就一两万人,之所以每战必胜,大致有两个原因:首先是技术问题,他属下的辽东铁骑,每人配发三眼火铳,对方用刀,他用火枪,明明白白就欺负你。
      其次是战术问题,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,还喜欢玩阴招,对手来袭时,准备大堆财物,摆在外面,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,他就发动攻击。此外,他还不守合同,经常偷袭对手,靠这两大优势,十年之内,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五万人,把土蛮折腾得奄奄一息。
      看到这段史料,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,不禁感叹:家庭教育,是很重要的。

  27. 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,在与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,发出了这样的感叹:
      他们不懂军事,却很彪悍,不懂权谋,却很狡猾。
      这句简单的话,蕴藏着深厚的哲理。
      很多人说过,最好的老师,不是特级教师,不是名牌学校,而是兴趣。
      但我要告诉你,这个答案是错误的。
      在这个世界上,最优秀的老师,是生存。
      为了一块土地,为了一座房子,为了一块肉,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,熟悉杀戮的技巧、掌握抢劫的诀窍,无须催促、无须劝说,在每一天生与死的较量中,懂得生存,懂得如何去生存。
      生存很困难,所以为了生存,必须更加狡诈、必须更加残暴。
      所以在抚顺战役中,我们看到的,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,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,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。
      万历四十六年(1618)四月十五日,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。
      但他并没有发动进攻,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。
      这个消息的内容是,明天,女真部落三千人,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。
      抚顺守将欣然应允,承诺打开城门,迎接商队的到来。
      第二天(十五日)早晨,商队来了,抚顺打开了城门,百姓商贩走出城外,准备交易。
      然后,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了他们携带的唯一交易品——屠刀。
      贸易随即变成了抢掠,商队变成了军队,很明显,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。
      努尔哈赤的军队再无须隐藏,精锐的八旗骑兵,在“商队”的帮助下,向抚顺城发动了进攻。
      守城明军反应很快,开始组织抵抗,然而没过多久,抵抗就停止了,城内一片平静。
      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,努尔哈赤并不惊讶,因为这一切,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

  28. 到了清河,也不开打,又是老把戏,先派奸细,打扮成商贩进了城,然后发动进攻,里应外合,清河人少势孤,守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。
      之后的事情比较雷同,城内的十几万人口被努尔哈赤全数打包带走,有钱、有奴隶、有粮食,空白填补了,粮食保证了,矛盾缓和了。
      但他留下的,是一片彻底的白地,是无数被抢走口粮而饿死的平民,是无数家破人亡的惨剧,痛苦、无助。
      无论什么角度、什么立场、什么观点、什么利益、什么目的、什么动机、什么想法、什么情感、什么理念、都应该承认一点,至少一点:
      这是抢掠,是自私、无情、带给无数人痛苦的抢掠。
      〖征服的荣光背后,是无数的悲泣与哀嚎。

  29. 高拱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李成梁、东林党、朝鲜、倭寇、三大征、萨尔浒、资本主义萌芽、不上朝、太子、贵妃、国本、打闷棍。
      我只能说,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。
      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,我想了很久,很久,却是很久,很久,也想不出来。
     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,之前二十多年,似乎干得也不错,你说他软弱吧,他还搞了三大征,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,你说他不理朝政吧,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?
     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,一个勤于政务的人,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,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、不上班的人,一个终生未出京城,生于深宫、死于深宫的人。
     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,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。
      于是,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。
     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,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,一个理想主义者,在经历残酷的斗争,无休止的吵闹,无数无效的抗争,无数无奈的妥协后,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,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,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。
      大致如此吧。
      明神宗朱翊钧,万历四十八年逝世,年五十八。
     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,他还不够勇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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